酒中有百味，甘苦饮者知。酒的滋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饮之人的心情、趣味乃至个人气质。往宽泛了说的话，文人的饮酒必然与武将的饮酒不同，庙堂王公的饮酒也必然与市井平民的饮酒不同。酒中的滋味也因而有时尽显文采风流，有时喷薄着豪迈莽撞，有时雍容典雅，有时朴拙近人。往细致了说的话，可以细分的条目就更多了，单就一个“文人的饮酒”也有诸多各异的风采。
文人饮酒，重在文采气质。其中既有风流文士之饮，亦有铮铮儒士之饮，二者之间气质差别还不小。风流文士饮酒常常是纵酒酣畅淋漓，饮至高处则慷慨高歌、作文赋诗。其中才气、逸气最高者如李白，动不动就“斗酒诗百篇”，动不动就“长安市上酒家眠”。这是凡俗世人只能仰望的存在，在千古诗史、酒史上似乎也仅此一人而已。而铮铮儒士饮酒，外重法度，内遵本心，能做到饮而不醉，醉而不乱。眼中全是家国天下，似乎也只有小小的酒杯中能够让他们盛放自己那与家国天下相比显得微不足道的个人悲喜。
与风流文士们的大杯大盏相比，他们的酒杯显得更小、更凝重。漫看我国古代诗史和酒史同样群星璀璨的唐宋两代，唐有李太白，宋有苏东坡，从来不乏风流的文士，而铮铮的儒士反倒数不出几人来。而且与前者相比，他们面目严肃、行为古板，显得极为无趣，但细细看来的话，他们的坚实气度却是前者无法比拟的。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这样一位铮铮儒士王安石以及他手中的那一杯酒。
儒士的饮酒多少显得不够浪漫、不够畅快。就连好友来访的共饮也写得规规矩矩、严肃无趣：“结屋在墙阴，闭门读诗书。怀我平生友，山水异秦吴。杖藜出柴荆，岂无马与车。穷通适异趣，谈笑不相愉。岂复求古人，浩荡与之俱。客至当饮酒，日月无根株。”（《客至当饮酒二首》）也难怪这位古板执拗的王安石能够身居宰相高位，也难怪这位身居宰相高位的王安石能够得罪朝堂上的大半同僚。但这仅仅是最为表面的一层。
儒士的饮酒可贵之处也正是在于其刚直而恪守礼节的气质。所谓“何处难忘酒，君臣会合时。深堂拱尧舜，密席坐皋夔。和气袭万物，欢声连四夷。此时无一盏，真负鹿鸣诗。”（《何处难忘酒二首》）所以王安石才会在苏轼反对他住持的改革运动时，将苏轼一贬再贬；所以他才会在宋神宗明显已经对苏轼动了杀心的时候，拖着垂老的病体向皇帝慷慨进言：“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从而保住了苏轼的性命。也难怪在王安石死后，与其在朝堂上敌对一生的司马光也连连叹息王安石没什么不好，只是太执拗了！他上书建议皇上定要厚葬王安石；也难怪被王安石贬官半生的苏东坡在其死后称赞王安石：“名高一时，学贯千秋，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所谓客至当饮酒，一饮泯恩仇。从前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君心无限苦，我亦不结愁肠。浊酒与君饮，聊以慰平生。
客至当饮酒，举杯不言语。这一杯酒不需要那么多的铺垫，更不需要多么喧嚣的祝酒词。既然你我心事已然尽皆倾倒于手中酒杯，仰头饮下即有灵犀，又何须多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