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孟德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可见酒与人生有着不解之缘。
不管我们对酒的好恶有多么大的不同，我们都不得不承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无论是个体意义上的人生还是群体意义上的人生，无论是实践形态上的人生还是理论形态上的人生，都与酒发生着越来越密切的关系。
依个体而论，一个人出生时亲戚朋友要来喝满月酒，结婚时要喝喜酒，走完人生的旅途后还要喝丧酒，更不要说在日常生活中要喝的那花样众多的酒了：生日酒，奖金酒、年节酒、团聚酒、忧伤酒，庆功酒……置身于当代生活之中，除了极少数人之外，要完全不饮酒几乎是不可能的。
依群体而论，酒有着联络感情、增进友谊、加深了解，消除障碍、活跃气氛、平衡情感、解忧减愁等作用。大到国际往来，小到邻里相处，酒都充当着万金油式的角色。不同的时代，酒对人生的作用不同。魏晋名士嗜饮，刘伶、阮籍常常酩酊大醉，那是要借酒远祸。李白、杜甫与酒为友，那是要借酒抒写情怀。
不同的人，饮酒的方式和目的均不相同。文人之饮尚雅，往往借酒寻求精神的解脱和灵感的火花。他们强调饮酒对象的高雅、环境的典雅、时令的幽雅、氛围的清雅、酒令的文雅等等。政治家之饮尚智，往往要借酒实现某种政治目的，如项羽的“鸿门宴”、曹操的“煮酒论英雄”、关羽的“单刀赴会”、宋高祖的“杯酒释兵权”等等。
豪侠之饮尚勇，也即所谓的“酒助英雄胆”，如荆轲的“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之饮，关羽的“温酒斩华雄”之饮，武松的“景阳冈打虎”之饮。莽汉之饮尚豪，如张飞之饮、李逵之饮。
宛若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一样，酒给人生带来积极的作用也带来消极的影响。历史上，不乏饮酒误国误事、损人损己的酒徒；现实中，不乏沉湎于酒虚掷年华的酒鬼。当我们为“李白斗酒诗百篇”“张旭三杯草圣传”而拍手喝彩的时候，莫忘了横卧街头的酒鬼可厌可恶的面目。当我们神往于酒打破了理性的藩篱时，莫忘了酒也放纵了感性的恶魔。当我们惊叹于“酒助英雄胆”时，莫忘了“恶向酒边生”。酒是一柄集天使与魔鬼、美好与邪恶于一身的双刃宝剑。
人生需要的是天使与美好。那么，该如何摒除酒文化的恶的属性呢?
简言之，适中。古人认为饮酒的最高境界是“微曛”。当代诸多文豪认为，饮酒宜慢，不可一大口一大口地猛灌，要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慢来，杯口贴着唇边，轻轻送入口内，无声无响，然后咽下。这种“呷”，浅斟慢酌最得体。
为了达到这种境界，中国酒文化特别讲究“酒礼”。周代颁布的《酒诰》严申禁止“群饮”“崇饮’，违者处以极刑。《诗经》中有专门的诗篇讽刺醉酒者的丑态。《仪礼》中辟出专节，详述宴席上敬酒和答酒的仪式。至于《酒戒》《酒警》《酒觞》《酒诰》《酒德》之类的文章规范，更是比比皆是。现在虽无明确的禁酒、节酒令，但交通部门严禁司机酒后开车，不少单位禁止酒后上班，不少饭店禁止划拳猜枚，社会议论对酗酒者的谴责，实际上都起到了抑制狂喝滥饮的作用。
丰富多彩的人生不能没有酒的参与，否则人生便少了几分空灵，几分惬意，几分诗情。
积极健康的人生酒不能过多的参与，否则人生便多了几分颓唐，几分放纵，几分消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