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云酒团队（ID：YJTT2016）
1986年，中国第一部名人肖像摄影集《中国文化人影录》出版。
巴金、沈从文、梁漱溟、冯友兰、杨绛、钱钟书、费孝通、艾青、李可染、朱光潜……这些大师禀性各异，他们的形象被真实记录下来，或专注、或严肃、或惆怅、或调皮。
令人颇感惊讶的是，《中国文化人影录》的作者邓伟，当时不过27岁，邓伟是北京电影学院78级摄影系的学生，与张艺谋是同学，他最初拍摄所用的相机，是学校配发的一台海鸥205。
若干年后，邓伟回忆起这些大师，觉得他们个个都是“倔老头”。
大师们的倔强，或与学术地位有关——身为大师，难免有些倔强自负，但若缺了这几分倔脾气，恐怕很难走到极高极远的造诣境界。
在中国白酒业，也有一些“老人家”，对行业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在他们身上，“倔强”二字亦是如此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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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笔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白酒产量总和为10.8万千升，到2019年，这个数字变成785.9万千升，增长了72.8倍。
建国之初，四川省白酒产量刚过5万千升，贵州省的全部家底则只有1000多家手工作坊，白酒总量总和0.09万千升。今天，在川黔两省，各矗立着一家千亿级白酒企业。
几十年来，中国白酒取得了历史性发展，但具体到每一个微小时刻，这种发展并不明显。许多人未曾意识到，我们所经历的，是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
大师，是黄金时代里不可或缺的注脚。
梁邦昌是广东人，1958年，21岁的梁邦昌从广州轻工业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江苏省轻工业厅，同年进入洋河酒厂，之后，他的人生便与白酒紧紧联系在一起。
▲梁邦昌
从技术员、科长干到副厂长、厂长兼党委书记，梁邦昌在洋河酒厂干了30年，对洋河的生产工艺、品质风格都做出了重要的优化提升。
当时，他便养成了一个“倔强”习惯：发言稿无论大小必亲笔撰写，不由他人捉刀。就在前不久，83岁的梁邦昌还动笔写就一篇万字长文纵论酒业发展（点击可跳转阅读原文），文中观点犀利、条理清晰。
之所以坚持亲手写文章，或是因为梁邦昌对自己的观点很“固执”。
看到有些白酒企业业绩增长很快，梁邦昌却有点担忧，建议它们“停一停、慢一慢”“不要使企业发展像坐过山车”。
“您总对酒企说些‘不合时宜’的话，不怕搞得场面难堪吗？”对此，梁邦昌露出了老顽童似的笑容：“像我们这样的老头子，人家生气也不敢当面生，是不是这样子？”
6月12日，酒业首档全景人物访谈节目《老秦会客厅》第四季第二期讲述
《梁邦昌的“启示录”》。镜头前的梁邦昌，不仅阐述了对整个产业发展的深度思考，也有对过往岁月的深情追忆。谈笑间，仍是对行业数十年未改的热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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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八十的“老人家”，使用电脑写作难免有点力不从心，但谈及行业、技术的事情，他们总要拿起纸笔，圈圈画画。
2019年3月，“大同世界 清香天下”2019国际清香论坛在成都召开，会议前一天，我们与论坛嘉宾高景炎做个沟通，“老人家”拿出正反写满的两张纸，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
▲高景炎
高景炎生于1939年，23岁那年，他从无锡轻工业学院发酵工程系毕业，来到了北京。
在前门大栅栏的小旅馆里熬了10多天之后，高景炎被分配到了位于八王坟的北京酿酒厂。这是北京第一家国营酿酒厂，也是如今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
在红星二锅头的数十年的工作经历，让高景炎对清香型白酒有了极深的研究和感情。作为北京二锅头传统酿造技艺唯一的国家级代表性传人、北京二锅头酒传统酿造技艺第八代传承人，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清香型白酒的价值推广，希望尽快拓展清香“大市场”。
饶是如此，在高景炎写满的两张纸上，我们还是看到，健康、历史、醒酒快等关键部分被反复修改涂抹。高景炎说，这些是清香型白酒的重要优势，越是如此，越要严谨对待，“千万不能说过头话。”
中国白酒的黄金时代，离不开时代与社会的进步发展，也离不开行业无数人的心血付出。属于这个时代的大师们，已过了在生产一线发光发热的年纪，他们手笔中流露的“倔强”，有些是深远的观察，有些是冷静的反思，这些大师“手笔”的含金量，或许要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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絮语
“大师”们为世人所熟知，往往因为他们的非凡成就，而光环之后的那些琐碎“絮语”，每每让人生出不一样的回味。
季克良与高景炎同岁，同样毕业于无锡轻工业学院，后被原国家轻工业部选拔、分配到贵州茅台酒厂工作。
当时，茅台酒厂年产量只有200多吨，年亏损84万元。
2003年，茅台酒产量首次突破一万吨。庆祝活动上，季克良感慨万千，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季克良
五十多年的茅台生涯，成就了季克良的“大师”地位，也在人们心目中定格了那个白发智者的大师形象。
2014年，白酒行业正处于深度调整的谷底，当年前三季度，贵州茅台实现营收221.7亿，同比增长0.77%，扣非净利润107.9亿，同比下降4.64%。
与此同时，市场上出现了很多对茅台酒价格的质疑声。
那年10月份，在北京见到季克良。他一个人在屋子里，光线有点暗，并没有开灯，说到眼下的“调整”，他起初并不想谈，沉默了一会，才说道：白酒的调整，关键是“让老百姓喝到好产品”，最大前提把质量做好，另外还要确定合理的价格结构，“这是重要保障”。
之后，我们想在文章中引用他的观点，把文章内容编成短信发过去，季克良一番字斟句酌后才确定下来。他还特别叮嘱：“酒业的每一点发展都不容易，所以做酒人的言行要慎之又慎”。
那一刻，我们感到，即便身为一代大师，几十年见惯了风雨起伏，季克良却未改兢兢之心，甚至于这份压力会终身跟随他，也许，这本就是大师人生中不可缺的一部分。
赖登燡是个典型的四川人，平时喜欢写写书法，打打川麻，与他的每次接触，总让人感到安逸。
▲赖登燡
有一次去水井坊拜访赖登燡，就四川原酒产业发展的一些问题请教他，老人家谈兴颇浓，把川酒风味与风土的关系，里里外外讲了个透彻。
看看时至中午，赖登燡一定要留我们吃午饭。在公司食堂，一份回锅肉、一份麻婆豆腐、米饭、泡菜，四川的家常口味，却能吃出“大餐”的满足感。赖登燡脸上露出一丝得意：“味道这个东西，确实要挑地方，环境一变，口味就大不一样啊。”
赖登燡总能把深奥的专业知识，讲成生活家常，这固然是几十年沉淀的大师造诣，或许也是一份谦卑若谷之心。
平时在业内做一些讲座，赖登燡便不喜欢使用事先做好的PPT，往往会要求准备一块黑板，他觉得知识在黑板上写出来更清楚些，“边写边聊，大家才能思维同步，错误之处擦掉重来，印象反而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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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步
行业的脚步，时代的脚步，常常缩写为一串数字，而大师的脚步，却在记忆里作响，不时唤起一些场景与画面。
几年前，我们登门探望秦含章，老人家的听力已经不太好，需要家人俯在耳边帮助交流。当说起汾酒的时候，秦含章沉默了好一会，喃喃自语道：“汾酒，好。汾酒，好。”
▲秦含章（1908-2019）
55岁那年，秦含章作为专家组组长，在杏花村汾酒厂负责试点工作。在汾酒驻厂的两年，秦含章与汾酒工人同吃同住，当时酒厂没有招待所，便住在一个小山坡的窑洞里，用餐就在食堂。试点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对汾酒技艺和品质提升起到了巨大推动。
这段经历，使秦含章与汾酒之间产生了深厚感情，一直视汾酒人为自家人。我们这次拜访结束时，家人扶秦含章回卧室休息，老人家步履缓慢，走到门口处，还慢慢挥了挥手，又连说几声：“汾酒，好。”
2015年5月，我们在南京拜访沈怡方，老人家在电话中很“倔”，坚持不肯让人接，“我自己过去，路很近。”
▲沈怡方（1933-2017）
离约定时间还有十几分钟，沈怡方便到了，头上已有了些汗珠，手里拎着一个深蓝色的包，是参加酒业会议发的那种资料袋，边角处已有些磨损。
聊起黄淮流域的白酒发展，沈怡方说，这一区域的白酒，在品质风格上，很适宜现代型、商务型消费，但这只是基础，“如果没有健康文明的消费文化，商务人士和基层企业家们将深受白酒之害，频频干杯，过量饮酒，他们从思想上会恐惧白酒。”
交谈之后，沈怡方仍执意步行返回，“出来聊聊这些事情很高兴，走走路也觉得舒畅。”
▲陶家驰（1940-2015）
有一次，陶家驰参加行业研讨会，从武汉乘火车到襄阳，我们在出站口迎接他，结果人群都走完了，仍迟迟未见老人家身影，又等了一会，他才走了过来。
走到跟前，陶家驰未言先笑：“你们非要给我买个一等座，离出站口可真远。”
聊着天便进了车里，路上大家聊着天南海北、各省酒业的近况，陶家驰忽然冒出一句：“这几年，湖北白酒的脚步很快，但眼光总要往前看，要把我们的品质文化沉到市场里。”
拥有大师，是一个行业的幸运，而这些酒业老人家的“倔强”，值得“后浪”去品味和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