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诸子中，吕不韦是最无厘头的一个了，人家都是自己有了想法要表达才写书，吕不韦则不是，他是看别人写书就眼热，自己又不会写，于是，花钱雇人写书，自己挂名当“总编”。
类似看着别人有、自己也就想要有的“红眼病”事儿，他还干了不少，比如，看别人养门客成名，自己也就跟着养门客……等等。
吕不韦没有立场，能让自己赚大钱就是他的立场，所以，他最终选择了让一个人当上国王这桩获利无数倍的大买卖。
没有立场，不代表他没有想法。他的想法就是听取一切他觉得好的人的想法，无论那人是何门何派，只要他吕不韦认为好即可。
于是，在他主编的书里，各门各派的思想都有，杂！是的，吕不韦就被视为杂家的代表。
吕不韦本人是商人，他确实有商人那种用钱可以买到一切的粗鄙习惯，比如，他花钱请人编书，从不掩饰自己不会专门著书的短处，反而有些恬不知耻地招摇：悬于城门，以千金求人修改，一副“我不会写书怎么了，可以花钱雇人写啊”的派头。
但他也有商人的包容与圆通，他编的书，虽然各门各派的思想都有，但并没有太多的自相矛盾之处（他刻意回避并处理了那些不同门派间可能引起矛盾冲突的棱角），而且语言精致，确是经过多人润色打磨过的精致文字。全书的体系也宏大完整模有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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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是一部什么书？
是一部留给秦王（皇帝）的教科书。
其实，先秦诸子，每个人写的都是给帝王的教科书，只是《吕氏春秋》更直接、更有意识、更全面而已。
细读全部历史，会发现，也许《吕氏春秋》对帝王们的真实作用要大于《论语》等儒家经典，大约与法家诸书相伯仲。
杂家与法家也有相通之处。像《管子》《晏子春秋》这类书有人将其归为法家之列，但从精神实质上，我以为它与《吕氏春秋》更为接近，所以，我倾向于将管仲、晏婴也视为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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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分为“纪”“览”“论”三部分。“纪”是按照一年四季十二个月来编的。每月一“纪”，先把每个月的自然气候特征写清楚了，然后告诉皇帝他在这个月里该做些什么样的工作，为什么要做这些工作，应该按怎样的原则开展这些工作。可以说是给皇帝开列的一份“工作年历”。
“览”是讲行为规则的，对皇帝日常工作应遵循的规则进行专题说教。
“论”则是对一些不那么好明确表现为规则的论题进行深入讨论。
“纪”“览”“论”谈的主要是帝王该如何工作，臣子该如何配合，同样一件事，从不同的角度反复强调，所以初读起来，会觉得有些重复杂芜，但若想到这是一本皇帝可随时查阅的“工作手册”的话，就会觉得书中那些不厌其烦的重复也有道理。
当然，对一个现代人来说，那些喋喋不休的帝王术，实在是令人反胃。
在现代读先秦诸子，会觉得他们对帝王的过分重视实在是种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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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的著作，其实都是帝王教科书，但帝王教科书也有好有坏。以现代观念来衡量，最坏的帝王教科书是法家的教科书，他们将帝王的权力置于毫无约束的绝对崇高地位，而且教唆帝王以无所不用其极的阴狠毒辣手段对待臣下和人民，法家的思想是不折不扣的反人道的思想。
帝王教科书中最空疏的是儒家的著作，儒家著作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有二：一是被各种帝王当作教育臣民的教科书了，所谓臣忠子孝是也；二是当作某些真正有风骨的大臣坚持天理良心的励志书，比如汲黯，比如文天祥。
相比之下，杂家的教科书是比较好的，我将《管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六韬》等均归之为杂家的著作。说这类书好，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认为帝王的权力是绝对的，而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是保护每个人先天的生命权利。它们为帝王权力设定了界限。它教导帝王们要做好人、做好事，而不像《韩非子》那样，教导帝王们做坏人、做坏事。
出自休闲读品杂志社《读<吕氏春秋>札记》
编辑： 九章丨审核：子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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