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的精神领袖，也是后来一切革命的精神领袖。所谓精神领袖有两层含义：第一，他不是组织中的政治领袖，几乎没有什么政治组织真正听过他的话；第二，一切革命的政治组织，不管是搞什么革命的政治组织，都宣称孙中山是他们的旗帜。
文/李寻
毛泽东主席曾评价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的确如此，至今我们所能看到的，依然只是中 山先生的背影，他依然走在所有中国人的前面。
他对民主共和怀有坚定而深刻的信念，自从1894年创建兴中会、宣布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创立合众政府之后，他毕生没有动摇过这种信念。当他提出要在中国推行民主共和制度时，康有为还仅仅是从儒家经典中寻章摘句，为小幅度的变法寻找传统根据；而袁世凯也仅仅是作为一名身处前线的外交官员，对国家战和不定的国策而忧心忡忡。孙中山走在了这一切人的前面。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多次向入会的会员解释革命的目标是创建共和制政府，当时有些只以“排满”为革命目的的会员甚至提出推翻满人皇帝、让汉人做皇帝的口号。孙中山明确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①当时国内的“现代化”精英们，也还仅仅是在做着君主立宪的努力。
1923年，中国已经经历过袁世凯和张勋两次帝制复辟，处于军阀混战之中，孙中山在对学生讲演中提出，革命不能屈从大多数人眼前的愿望，革命是要改造大多数人，使他们真正能成为民主共和国的公民的。他说：“我们有时到乡下去，高年父老都向我们说：‘现在真命天子不出，中国决不能太平’，要是中国统计学发达，将真正民意综合起来分析一下，一定（是主张）复辟（帝制）的人占三万万九千万多（当时全国总人口为四万万）。我们果然要遵崇民意，三、四十年前只好不提革命了，因为那时，多数人是要詈我们是乱臣贼子，是叛贼，人人可得而诛之的。你们要实行自己的宗旨，不要处处迁就民意，甚至于与民意相反，也是势所不恤的。”②他明白，以中国绝大多数国民的实际思想状况，是不赞同民主共和制度，反而赞成帝制的，但他以一人敢独对天下人的勇气，坚定不移地号召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因为他认为，任何一个真正尝到了民主政治下自由平等滋味的中国人，是绝对再也不能忍受帝制这种落后制度的压迫的，革命不是为了尊重现在的民意，而是改造人民，让人民成为平等自由的新人民。
他热爱自己的人民，不因人民现在观念的落后就对人民丧失信心，而是扎扎实实从最基础的思想启蒙做起，他最令人感动的著作是一本《会议通则》（后来也叫《民权初步》），他认识到，千百年来，受专制政体压迫的中国人民，没有养成心平气和地开会讨论问题的习惯，要么是鸦雀无声地受压迫，要么是啸聚起来大呼小叫地造反。要在中国切实推进议会政治，首先要学会开会，所以，他亲自撰写了这么一本书，内容是讲开会的基本规则，比如发言前先要举手，会议主席同意后才能发言，别人在讲话时要认真倾听，不能随意打断等等，如同小学生守则一样，从基础做起。他希望自己这部书就像军队里训练士兵的操典一样，让人民照此演练，这样才能培养起负责任的现代公民。③在中山先生看来，民主制度的第一步是国民要学会开会。可是，一百年过去了，中国人学会开会了吗？看一看号称民主的台湾，那里立法院开会经常上演“全武行”，他们连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所希望的能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都做不到，又怎么能称为有民主素质的现代公民？
孙中山深知，中国未来发展的目标不只是民主政治，更主要的是科学与实业，在这方面，他做出了许多远远超出当时国人想象的规划，这些规划由于太超前，当时大多数人认为他是在冒空炮、说大话，所以，有人讥讽他为“孙大炮”，但是，从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些内容都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规划，有些已经实现了，有些还正在实现中。比如，他最早提出在海南建省，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新中国政府才实现了这个设想，在海南建省。他在1912年就提出要在中国修建20万英里的铁路，只有这样才能促使中国经济和美国一样强大。20万英里约合34万公里，预计到2012年，中国实际能投入运营的铁路只有11万公里。孙中山的设想当然不是毫无根据的空想，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铁路总里程就超过39万公里，中国的国土面积与美国差不多，要想达到和美国一样的经济总量，建设起与美国里程相应的铁路网是合理的。所以，未来中国的铁路，特别是高铁，还是要进一步发展的。
在辛亥革命后，虽迭经政治变故，孙中山始终处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但他没有放弃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研究，利用一切条件进行实地调研，撰成《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一书，就在何地建港口码头、何地建工厂、何地修铁路，做出详尽系统的规划，不仅有文字，还有地图，有些地方甚至是中山先生亲自带着测量人员去实地测量而来的地图，其中很多规划，在后来的经济发展中不断深刻落实，比如去年才通车的川汉铁路宜万段的路径走向就与孙中山当年的规划基本重合（参见本刊2010年第四辑《失去目标的革命——保路运动再梳理》）。
读孙中山的这些著作，我们眼前就会出现一幅这样的场景：一位饱受政治挫折、饱受时人讥讽的政治家，风尘仆仆地奔波在战火纷飞的中国大地上，为战争结束后的祖国规划未来的建设方案！
孙中山是先进的，太先进了！1905年，在制定同盟会纲领时，他坚持要加上一条“平均地权”，当时，大多数同盟会员不理解，孙中山苦口婆心地为大家讲解，革命后中国一定要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城市化的发展将带来地价的急剧上涨，并将由此而引起两极分化，产生社会矛盾，引发社会革命。因此，应未雨而绸缪，先行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想出的办法就是“平均地权”，即革命后，统一按现有地价在全国估定地价，以后一切因经济发展带来的上涨那部分的地价全部以土地税的方式上交给国家。国家将用这笔因地价上涨带来的收入为全体国民办事，使全体国民共享地价上涨带来的好处。同时，除土地税外，国家免征一切工商税，以促进工商业的发展。这样，就可以做到国与民共富。说实在的，不要说当时的同盟会员，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我们，刚读到孙中山先生这些论述时，也没有什么感觉，可是到了今天，又过了三十年后，面对着已经对千家万户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房地产价格上涨，我们才理解了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思想的超前价值。他在100多年以前就已想到的问题，在今天才发生。如果我们能早些理解中山先生的思想，预先采取措施的话，何至于面对着抑制房地产价格与促进经济发展的两难处境呢？
这时，我们觉得离这位一百年前的先行者，居然还有这么远的距离！一个人在思想上太超前了，难免在现实生活中显得笨拙和幼稚。 孙中山先生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他虽然组织起了兴中会、同盟会等革命组织，并被选为组织的领导人，但在实际革命方法上，却比较机械，没有考虑到他的追随者们心里的实际想法，他一直固执地认为应在广东沿海地区发动武装起义，这样可以得到海外的弹饷接济，所以，把全部的资金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广东的武装起义中，结果是屡战屡败，这引起了同盟会中其他省份，特别是湖南、湖北籍成员的不满，他们认为孙中山乡土观念过重，不信任其他地区的同志，所以，与孙中山离心离德，以宋教仁为首，建立起同盟会中部总会，这个组织虽然也叫同盟会，但实际上不听孙中山的话，是游离于同盟会之外的独立组织。另外，由于孙中山把主要经费全投向武装起义，只给主办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章太炎留下2000元，弄得章太炎无米下锅，几近于靠乞讨为生，对孙中山意见很大。加上广东的起义不顺，所以，在辛亥革命之前，同盟会内部已经四分五裂，孙中山也声称要抛弃同盟会另组革命党。这些因素造成了同盟会与武昌起义，以及响应起义的多个省份在组织上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事实。后来，独立各省虽然公推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主要是出于对他个人名望的借重，而不是组织上的服从，他也只是象征性的符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做了几个月的“傀儡总统”。
客观地说，孙中山缺乏组织能力。他有高瞻远瞩的理想，有对这种理想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热情，这些东西使得一批怀有同样理想和信念的人能聚集在他周围。但是，他缺乏能让组织里的各个方面、各色人等都满意的能力，常常是顾此失彼，整个组织形不成统一的行动力。当组织中其他成员出于各种原因表达出不同意见甚至抵触行动时，孙中山要么是任气使性地宣布不要这个组织，另组新党，如他曾对同盟会所做过的那样；或者采取落后的民间会党手段，要求组织中的其他成员绝对服从他个人的意志，并且立誓词、按手印，如他在二次革命后组建中华革命党时所做的那样。正是由于缺少实际的组织才干，所以，他始终没有在一个强大的实际政治组织的拥护下实现自己的革命目标，相反，总是作为一个政治上的象征符号，被各种有实力的政治组织拥来拥去。
在革命的具体方式上，他表现出了一种幼稚可笑的实用主义，终其一生，他主要的革命方法就是从海外筹款，然后回国来雇会党造反。为了筹款，他不负责任地答应捐款人的一切要求，对支持他的商人他许诺说革命后将给这些人开矿、筑路的优先权；对于支持他的国家，他许诺革命后将给予这些国家优先的特权。他的这些许诺很少会有人相信（这也是他被讥为“孙大炮”的一个原因），所以，也就总募不够革命所需要的金钱，也雇不到能帮他革命的会党。其实，这不是个钱的问题，有再多的钱，也不能让那些多数只想骗两个钱花的会党成员为一种空洞的理想去流血牺牲，往往是拿了钱不办事。他虽然精通一切西方的政治理论，为革命设计出一个看似符合逻辑的三个步骤：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但是，他缺少对国内各阶层（从上层官员士绅到军队官员）思想状态的实时了解，这和他长期处于海外流亡、与祖国人民缺少直接交流有关，所以，不能及时调整革命的地点和革命的主要支持力量，以致于失去了对于国内革命力量的实际控制能力。
今天，越来越多的历史读物集中于描写孙中山（以及一切革命党人）那些滑稽可笑的轶事，越来越多的通俗历史读物把某些无足轻重的细节扩大为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还有人以袁世凯等人曾做出过的许多现代化建设的成就来映衬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现代化建设”方面的无所建树。
这是当下的时代氛围所造成的，平庸幸福的和平年代，占据时代舞台的是以个人幸福为最高原则的平庸人物，个人主义价值观正以“人本主义”或“人性化”之类的理由成为时代的主流价值标准，按照这种标准，确实很难理解孙中山、黄兴这些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放弃个人的安逸富贵，强迫人民要当自由的公民的革命家的行为。庸人们努力找出这些革命家们滑稽可笑的东西，试图以这些英雄们偶尔一现的卑下来为自己的卑下辩护。在这种情绪下，能办实事又有人情味儿的袁世凯等人反而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推崇。
庸人们最有力也是最卑劣的手段就是把伟人与庸人一样的那一面突出强化出来，以一种看似恭维的样子说：看，伟人也有平凡的一面，我们热爱平凡的伟人！其真正的潜台词是：看，伟人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和我们一样，贪财、好色！
我鄙视一切这类说法，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就因为他不同于凡人。如果仅仅从他与凡人都拥有相同的新陈代谢的生物学功能来说他是个凡人的话，那毫无意义。人与人的差别不在于一般的动物生理，而在于拥有不同的灵魂与思想，伟人们因为拥有伟大的灵魂而成为伟人，而不是因为拥有与凡人一样的生理功能而成为伟人。在现代社会，评价孙中山这类人物时，尤其要坚持这一点。
孙中山是真正伟大的人物，不管那些爱挖掘历史阴暗面而为自己的阴暗心理壮胆的人再挖掘出多少关于孙中山的“负面新闻”，也改变不了他走在中华民族最前面的事实，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都行走在跟着他背影前进的路上。
他是中国一百多年前的精神领袖，也是现在的精神领袖！
本文选自休闲读品杂志社-2011年第三辑：精神领袖孙中山
休闲读品杂志社微信ID:xiuxiandupin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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