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文化与软实力

作者:肚松咪酒 更新时间:2022-09-06 15:34 阅读:575

著名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哲学命题:“既然中国哲学产生于过去中国的经济环境之中,它的内容是否只对过去的中国才有意义?……任何民族在任何时代的哲学里,总有一些内容只对处于当时经济条件下的大众有用;但是,除此之外,还会有一部分哲学思想具有持久的价值。”这一命题显然切中了中国文化传承创新与发展的命门。


《东方酒业》认为,在市场经济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当下,中国的酒文化也面临着同样的文化课题。纵横古今中外,酒无处不在,人们也无所不用其极,所以在酒文化体系中,既有历史时期特有的酒文化知识,也有冯先生所谓“持久”的文化内涵,即对于消费者而言,酒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对于产业而言,酒文化则是一种软实力。经典的东西必然是高贵的,高贵的东西必然是家世渊源的。白酒走向国际,必然是和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相结合。


中国酒文化渊薮:(二标)


显而易见,酒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酿酒、饮酒、酒礼、酒诗、酒事、酒肆、酒师、酒食,以及酒仙、酒鬼等人类一切与酒有关的主客观活动都是酒文化的范畴。中国是一个文化的国度,酒文化源远流长,其史料也堪称汗牛充栋。


如何从中选择一条捷径,迅速触及中华酒文化之核心,探究酒文化之精髓?《东方酒业》试图在国学视阀下梳理、审视中国酒文化。


酒是什么?他的价值体现在于精神、物质,还是性情?其功用孰利孰弊?历代文人多有思辨。


西汉末年的汉赋宗师杨雄《酒箴》:


子犹瓶矣。观瓶之居,居井之湄,处高临深,动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满怀,不得左右,牵于缠徽,自用如此。不如鸱夷。鸱夷滑稽,腹大如壶,尽日盛酒,入复藉酤。常为国器,讬于属车,出入两宫,经营公家,由是言之,酒何过乎?


大致意思是说,“瓶”的用途是盛水,被弃置在井边,处境危险,地位卑贱。而“鸱夷”的用途是盛酒,所以地位大不相同,被奉为国器,“乘坐”官署专车,出入宫掖,高官争相追捧。杨雄虽然是借寓言讽谏汉成帝,但他把酒作为决定地位高贵与否的关键标志。


曹植认为“杨雄《酒赋》,辞甚瑰玮,颇戏而不雅”,所以也作了一篇《酒赋》。他认为酒是“嘉仪氏之造思,亮兹美之独珍”,自古以来成大业者莫不与酒相关。他举例说:“穆公酣而兴霸,汉祖醉而蛇分。穆生以醴而辞楚,侯赢感爵而轻身。”然而酒何以有如此神效?他认为跟酒的酿造有关:“或秋藏冬发,或春酝夏成。或云沸潮涌,或素蚁浮萍。”酿酒经历四季酝酿,虽然形态微小,却与天地变化同生共灭,浓缩自然界之精华。但是如今的人饮酒,曹植写道:


尔乃王孙公子,游侠翱翔,将承欢以接意,会陵云之朱堂。献酬交错,宴笑无方。于是饮者并醉,纵横喧哗。或扬袂屡舞,或扣剑清歌;或颦蹴辞觞,或奋爵横飞;或叹骊驹既驾,或称朝露未晞。


虽然人在喝酒的时候“质者或文,刚者或仁。卑者忘贱,窭者忘贫”。从中获取了人格的完美,甚至“和睚眦之宿憾,虽怨仇其必亲”,人们的关系也因为一杯酒而得到化解,但曹植始终认为:“此乃淫荒之源,非作者之事。若耽于觞酌,流情纵逸,先王所禁,君子所斥。”


换言之,曹植早在1,800年前就已经提出文明饮酒的概念,认为酒的作用无处不在,虽然有祸,但不是酿酒师的罪过,而是饮酒者滥饮不当所致。


晋张载《酃酒赋》从酒的起源“康狄之先识,应天而顺人”说起,认为“圣贤之兴作,垂功而不泯……造甘醴以颐神。虽贤愚之同好,似大化之齐均。物无往而不变,独居旧而弥新。经盛衰而无废,历百代而作珍。”那么酒究竟有什么实用价值呢?


张载认为,对于国家而言,酒“播殊美于圣代,宣至味而大同。匪徒法用之穷理,信泉壤之所锺。”是太平盛世美的重要标志,“故其为酒也,殊功绝伦。三事既节,五齐必均。”


对于百姓而言,酒的作用是“宣御神志,导气养形。遣忧消患,适性顺情。言之者嘉其美志,味之者弃事忘荣。于是纠合同好,以遨以游……咸得志以自足。”但饮酒应该有所讲究,“矩坐四周,设金樽于南楹,酌浮觞以旋流。备鲜肴以绮错,进时膳之珍羞。礼仪攸序,是献是酬。……德音晏晏,弘此徽猷……览前圣之典谟。”同时还要有所节制,要“鉴往事而作戒,罔非酒而惟愆”。酒虽好,过犹不及,劝谏世人不能因“非酒”而败事。


以上讨论我们不难发现,中国酒文化的核心在于追求“中和”之美。“中”是指中庸、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和”是指调和、醇和、和谐、融洽、和睦;“中和”之于酒文化的综合含义则是说,好酒具有醇和之美,人们喝酒只有恰到好处或者微醺的状态,才能达到身心调和,关系融洽,少一两则不能尽兴,多一两则适得其反,过犹不及。所以酒被奉为圣贤“兴作”,是可以“传之后人”的经典极品。对于酒的实用价值的理解也相对一致,认为饮酒是一种寓教于乐的群众游戏,有固定酒礼,需要饮酒人有酒量、有酒德,应当防止酒后乱性、犯上作乱、暴力犯禁等酒祸的发生。


然而从浩如烟海的历史卷宗中抽取酒文化的基本脉络,着实不易,但为探究中华酒文化精髓的基本构成,本文从酒与“礼教”、“名士”、“民俗”的关系尝试分析。虽然说酒魂即诗魂,但酒与诗歌的关系现代学者研究颇多,资料详尽,本文不再赘述。


酒文化与软实力


酒之“大礼”(三标)


《东方酒业》通过梳理有关酒的典籍和出土文物等资料中发现,酒在古代乃是一种崇高的大礼。


在古代的礼器中,酒器品种多,作用大,既有盛酒器尊、彝、壶、瓮、罍、卣(you)、钫,饮酒器爵、觚(gu)、觶(zhi)、斝(jia)、角、觥、杯,挹酒器斗、勺,瓒、舟等盛放酒樽的器座。


不仅酒器等实物上体现了酒在中国礼教传统中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而关于酒和礼教的关系,在古籍中也有大量的文字记载。


唐杜佑《通典》的《选举》和《礼》等篇章多处有关于酒礼的记载,可见当时酒礼已经被当作朝廷的政治典章制度被确定下来,并对祭祀、乡饮等酒礼的细节进行了非常严格的规定和详尽的描述。《东方酒业》认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通典》记载中乡饮酒礼对于中国基层社会秩序的构建,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典》中“乡”的定义是大于“州”的行政区域,跟与今天的乡镇级别不同。民间所有的重大活动,甚至包括朝廷举荐文武人才等活动,均要举行乡饮酒礼的仪式。


“礼”究竟是什么?统治者为什么会将“酒礼”列为国家统治的核心礼仪?所谓“礼”,管子认为“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艺文类聚·礼部》)礼是人们沟通、交流的一种修辞方式,人们的情感、思想通过酒礼得以交流、传播、沟通、融合,最终达到一堂和气的目的。


所以中国礼教文化的主导学派儒家认为,实现礼教的方式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孔子倡导的“诗教”,一种是官方所确立的“酒礼”。“诗”在古代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艺术形式,《毛诗大序》说:“言之不足,嗟叹之。嗟叹不足,歌咏之。歌咏不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诗教的目的在于从精神层面摧发和陶冶人的情感。而酒从物质层面让人情感摇曳、激荡、欢洽,两者都具有干预心魂的作用。


也正是因为“酒”和“诗”的这种天然关系,中国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诗歌多焕发出一股浓郁的酒香。乃至于陶渊明发出感慨说,“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别辞无次。”如果没有酒他就写不出好诗来。


酒之适情(三标)


酒能顺情适性,这是人们对于酒最基本的理解,同时掺杂着些许名士情怀。而李白《将进酒》一句“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既道出了他入世不利寂寞悲凉的身心处境,同时一句点破名士嗜酒如命的真谛。


何谓名士,《世说新语·任诞》说,第一要经常“痛饮酒”,第二,要“熟读《离骚》”。受曹氏父子“轻‘德行’,重‘进取’”,以及“贵‘刑名’”、“慕‘通达’”、“尚‘玄虚’”风尚的影响,魏晋时期成为中国文化思潮的分水岭,汉代经营了300多年的礼教土崩瓦解,同时也开启了个体意识觉醒、和个性张扬的名士时代。纵情山水、放浪形骸、解衣盘礴,魏晋名士风流中酒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广为流传的故事也最多。


魏晋名士对于酒的理解,《东方酒业》认为《艺文类聚》收录的孔融《难魏武帝书》最具有代表性。孔融认为,“人有旨酒之德”,所以曹操不禁酒的时候,天下才俊纷纷归附,颁布了《禁酒令》,人才将纷纷离开。孔融举例说:


尧非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樊哙解厄鸿门,非彘肩卮酒无以奋其怒;赵之厮养,东迎其王,非引卮酒无以激其气;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扬其灵;袁盎非醇醪之力,无以服其命;定国非酣饮一斛,无以决法令;郦生以高阳酒徒着功于汉……


这是这一系列的故事说明一个共性问题,社会贤达所建立的奇世功勋,都得益于饮酒,所以孔融得出一个结论,酒不但不会扰乱君王的文治武功,相反,还有助于社会进步、政治清明、社会安定。


然而我们即使在当代文明的视角关照魏晋时期的酒风,饮酒泛滥备受后人诟病,但无论是、“建安七子”、“竹林七贤”还是其他名士的饮酒故事,他们虽然嗜酒如命,但并非完全沉湎其中,而是一种明哲保身的生存方式,即使终日烂醉如泥,却并未做出后人诟病为“毁方败常”的事情。所以魏晋名士饮酒,是真性情的释放,是1800年前的行为艺术。


所以我们对于名士饮酒故事应当有一个正确理解,酒对于人的生命体确实有某种生理作用,这种生理作用表现为精神价值,则分为两种。一种是诗人、艺术家或者哲人在微醺的状态下冲破理性束缚和传统与世俗的窠臼,创作出惊世绝品,比如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草《兰亭集序》。而另一种则仅仅起到麻醉,人在醉酒的状态下失去理智,失态、失言、败事。


酒之明志(三标)


以酒明志是古代文人较为常用的一种表达方式,陶渊明、李白、苏轼皆深谙此道,且运用自如。而南朝时期的刘孝仪则表现得较为适度。


刘孝仪,名潜,字孝仪,南朝梁代人。生平记载于《梁书·刘孝仪传》。本传记载,刘孝仪出生官宦世家,其人仁厚持重,“为人宽厚,内行尤笃”,“ 妻子朝夕供事,未尝失礼”;孝仪还是著名的文学家,尤擅文章笔法,其代表作《雍州平等金像碑》,时赞“文甚宏丽”。刘孝仪还是出色的政治家、治世能臣,出将入相,政绩斐然。“(大同)十年出为伏波将军、临海太守。是时政网疏阔,百姓多不遵禁。孝仪下车,宣示条制,励精绥抚,境内翕然,风俗大革。中大同元年,入守都官尚书。”


《刘孝仪谢东宫赍酒启》原文已散佚,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七十二·食品部·酒·启》收录曰:


异五齐之甘,非九酝之法,属车未曾载,油囊不得酤。试俦仙树,葛玄泥首。才比蒲桃,孟他衔璧。固知托之养性,妙解怡神。拟彼圣人,羞得连类。


寥寥54字,孝仪把自己所坚守的儒家酒道表达得淋漓尽致。刘孝仪把古代酒礼和人品、礼仪、交友连结在一起论述,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观点:酒品和人品一定要一致,相得益彰。


酒之民俗(三标)


随着我国酿酒业不断发展,酒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民间对于酒的理解和应用更注重实用价值,更富有故事性和戏剧性,并且将酒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以四大名著为例。《西游记》中对于酒的描写,往往当成神话,凡是无法表达的水的高贵和美妙,比如说瑶池琼浆,长生不老的液体等,统统当成是酒。


《三国演义》把酒当成是运用智慧和权术的最佳道具,青梅煮酒论英雄,曹操横槊赋诗、张飞智取瓦口关等,都离不开酒,甚至三国演义的开卷诗中的“一壶浊酒喜相逢”,借酒写意,旨在抒发沧桑巨变的历史厚重感。


《红楼梦》是一部很生活化的小说,其对于酒的描写也很多。


第八回:(宝玉)“不必烫暖了,我只爱喝冷的”,薛姨说:“这可使不得,吃了冷酒,写字手打颤儿。”宝钗笑道:“宝兄弟,亏你每日家杂学旁收的,难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热,要热吃下去,发散的就快,要冷吃下去,岂不受害?从此还不敢了呢,快别吃那冷的了。”宝玉听这话有理,便放下冷的,令人烫来方饮。


第三十八回:黛玉放下鱼竿,走至座间,合手起那乌银梅花字斟壶来,拣了一个小小的诲棠石榴杯,说着便斟了半盏黄酒,因说道:“我吃了一点螃蟹,觉得心口微微的疼,须得热热的吃口烧酒。”宝玉忙接道:“有烧酒。”便命将那合欢花浸的酒烫一壶来。


类似的描写很多,反映出清代酒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养生作用。


《水浒传》里的英雄好汉多是嗜酒之徒,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把垂杨柳、林中风雪山神庙等故事,无论是描写主人公武功神勇,还是刻画人物性格,都把酒的作用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水浒传》也明确提出适量饮酒的观点。


第十回风雪山神庙的故事中。林冲杀了陆谦、富安、柴国三人后,又到客栈,,土炕上却有两个椰瓢,取一个下来,倾那瓮酒来,吃了一会,剩了一半,出门便走,一步高一步低,踉踉跄跄,提脚不住,走不过一里路,被朔风一掉,随着那山涧边到了大凡醉人一倒,便起不得。所以那里有一句话:“但凡醉人一倒,变起不来了”。


这里讲到,喝酒不但要心情好,不能在怒火中烧的时候喝酒借酒浇愁;不能在过度劳累的时候解酒解乏;更不能滥饮无度,否则即使再英雄的好汉,也会被酒打倒。


四大名著等民俗小说中关于酒的故事,体现的是酒对于中国民众精神的关系,虽然与经典古籍中的酒礼有所不同,但体现了中国民俗的人文精神。总之,《东方酒业》认为,追古论今,我们对于酒应当有一个客观的凭借和正确的理解,从而引导民众创建和发展中华酒文明的基本精神。只有这样,礼尚往来也罢,健康养生也罢,颐养性情也罢,酒才能发挥其正确的作用。


构建中国酿酒产业软实力:(二标)


进口烈性酒已经占据中国烈性酒市场20%左右的份额,虽然还不足以影响白酒在国内市场的战略地位,而且也有专家认为进口蒸馏酒在中国也会象在日本一样,到达一个高峰之后,逐渐淡出市场,但《东方酒业》认为,进口烈性酒在消费教育和营销实战方面已经在中国落地生根,尤其对年轻一代消费群体实现了拦截,白酒行业亟待反思如果构建中国酿酒产业的软实力问题。令人欣慰的是,多数名酒企业家已经在进行深刻的思考和扎实的实践。


《东方酒业》希望就此发表自己的观点,抛砖以引玉。


从哲学层面来看,中西文化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中国属于内陆国家,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哲学基本精神中的人与客观外界关系,主要体现于“修”、“齐”、“治”、“平”为主要内容的“天人合一”思想,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和谐融通的“道”,因此人的力量主要表现在重质兼文、文质彬彬的“趋圣之道”。西方文化发源于海洋国家,工商业占据经济主导,哲学基本精神中的人与客观外界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模仿”,即万物是理念的模仿,而艺术是对万物的模仿,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因此人的力量主要表现为形式美的“技巧”。


具体到酒文化,西方的酒文化呈现外向型特征,表现为体现于对酒品物质无比崇敬的生活方式,重视创新和发展。西方酒企业的市场营销正集中反映了这一点,一切以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为导向,不断调整和完善酒体的风味和文化的构成,并为之并制定了系统完备的市场传输体系,从而建立了企业品牌与消费者之间便捷交流和深度沟通的渠道。


中国的酒文化则呈现内向型特征,表现为重视满足精神个体催发情感和娱情适性的工具,即使饮酒的目的在于加强与人沟通,同样是醉翁之意并不在酒。正是基于这一点,白酒的价格一直呈现高位增长的态势,企业也因此赚取了高额的经济利润。但《东方酒业》认为,名酒企业对于行业发展具有主导和引领的作用,在继承和发展历史悠久的酒文化传统的同时,还应当注重消费者忠诚度的培养,既要重视酒体风味的教育,更要注重打造以白酒新文化为主体的软实力。


(该文作于201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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