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偏爱的杏花村，孕育酒业发展怎样的文化逻辑？
文 | 云酒团队
7月18日，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位文坛大咖在汾酒采风两天后，齐聚杏花村酒都宾馆三楼萃元堂，和汾酒人再来一场走心对话。
“向往”，在座谈会的开头，汾酒集团董事会秘书长张琰光用这个词坦白了他的内心感受。文学曾在他内心播下“小火苗”，面对文学名家熊熊燃起的文学热情，根本无法抵挡。
“文学，好像离我们很远，但又觉得很近，这种感觉实在令人向往”，不止张琰光这样感慨，各位文学名家一致的看法是：杏花村，总觉得离我们很远，但其实很近。
“我”与汾酒
在这里，每个人都和汾酒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故事。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是“中国白酒溯源之旅·文学名家访汾酒”活动的组织者。早在2017年，他就曾带领刘醒龙、王跃文、素素、杜学文等作家到杏花村采风。也是在这些文学名家的见证下，“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杂志社·汾酒创作基地”正式揭牌。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左）与汾酒集团董事会秘书长张琰光（右）
再次带队访汾酒，王干很有感触。“很高兴看到汾酒文化传播进程，这几年又有了新的进展，文化汾酒也愈加清晰”，在王干看来，汾酒是中国白酒的根，中国白酒是因为汾酒的传播，才得以如此繁荣，只有“根”系壮硕，才能枝繁叶茂。
一杯山西汾酒唤起了一个河南人的乡愁。在座谈会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庆邦忆起他人生第一次喝酒的情景——1958年的大食堂里，他的父亲和堂爷爷亲手酿的“清香”白酒。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庆邦
源于少时的记忆，刘庆邦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只要有汾酒，就不会喝其他的酒”。在他的眼里，汾酒就是中国人的乡愁，从牙牙学语时背《清明》诗，到长大成人后和家人共饮“清香”白酒......也是这一杯汾酒里浸润着的乡愁，让他对杏花村心心念念了30多年，即便几近古稀之年，还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20世纪的最后一天在干什么？估计每一个跨世纪的人都不会忘记。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河南省作协文学院原院长郑彦英就清楚的记得，“那天晚上，我与忠实兄在三门峡大鹏酒店的一个套间里，一边说话一边等待着跨世纪早晨全球日出的直播。”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河南省作协文学院原院长郑彦英
2016年，陈忠实仙逝，郑彦英写文悼念：
当零点的钟声响起的时候，忠实兄突地从椅子前站起来，右手在胸前闪动着，嘴里说：“这就到咧，这说到就到咧，这，这已经是两千年咧。”
我什么时候也站起来了，我不知道，我看着忠实兄闪动在深刻皱纹里的兴奋，问：“是不是应该有……”我有意省略了后面的话，担心夜半喝酒影响他的身体。但他立即接住了我的话，说：“酒，当然应该有酒。”郑彦英在座谈会上揭秘，那一晚的酒就是老白汾。
《中华读书报》总编助理、评论家舒晋瑜出生于山西霍州，少年时跟随父母返回祖籍山东。“40年的人生里很多变故，但家中柜子里常年存放汾酒这一点，从没有变过”。对她来说，汾酒文化有着非常寻常的吸引力，在参观行程结束之后，她还特意到一户培育了三代汾酒人的家中拜访。
▲《中华读书报》总编助理、评论家舒晋瑜
“从60年代，爷爷进入汾酒工作，现在对儿孙的教诲只有两句话，一句是多做事少说话；一句是不要拿公家的任何东西”，在舒晋瑜看来，一代又一代的汾酒人都知道感恩，“这才是汾酒的灵魂和支撑汾酒走下去的基石”。
资深出版人、作家陈武为了这趟汾酒之行，特意在来杏花村的前一晚约朋友跑遍北戴河的大街小巷，买到了一瓶青花汾酒；《作家文摘》编辑、作家王晓君全家爱酒，这一次“酒喝到杏花村”成了她在家人面前“炫耀的资本”；诗人王久辛，《小说选刊》编辑、作家李昌鹏，中作华文数字传媒公司副总经理、作家刘飞......每个人都在这场为期3天的汾酒文化之旅中，收获满满。
中国文学界，即将迎来下一轮“杏花村文学”的洗礼。
杏花村里的“诗和远方”
1982年，杏花村汾酒厂迎来了一支作家团队。
“有酒方能意识流，人间天上任遨游。杏花竹叶情如梦，大块文章乐未休。”王蒙的这首“酒诗”，便是其带队之时所写。
2008年，在这首诗问世26年后，当有记者问起他如何写起意识流小说时，王蒙把写给山西汾酒的这首诗吟诵了一遍，并表示“意识流都是因为酒”。他还把自传三部曲的第二部命名为《大块文章》。
与王蒙同去的刘心武，为汾酒贡献了一首诗《又是清明》，还在诗中自称是“千年老牧童”。在散文《酒醉杏花村》中，他对着杏花村里的杏花园暗想：倘若我们作家协会能有这么个院子……
刘绍棠写的则是：“宝泉佳酿天下闻，车如流水人如云。古今谁家酒最好？众望所归杏花村。红杏枝头春意闹，清明时节柳色新。酒乡半醉又年少，牛背短笛唱乡音。”
从维熙在后来的《杯中往事》一文中，忆起自己与“汾酒”的情缘，慨叹“铭刻着命运的欢乐与忧伤”。
▲汾酒集团文化总监柳静安
汾酒集团文化总监柳静安将这一次文学名家“采风”之行，归结为现代文学与汾酒的最早渊源。其后，铁凝、冯骥才等作家一行也在1990年到访杏花村，再后来就到了2017年。
汾酒集团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晓奇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杏花村就是文人的心灵家园，到杏花村就是回家。
▲资深出版人、作家陈武
但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2016至2019这四年，只是文坛被杏花村大规模“渲染”的关键点。在汾酒6000年的历史脉络中，一个个零星的文学之魂集合起来早就可以创造一片灿烂的星河。
▲《作家文摘》编辑、作家王晓君
从《北齐书》“吾饮汾清二杯，劝汝于邺酌两杯”，到晚唐杜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再到孙中山高举汾酒“誓死推翻满清腐朽帝制，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毛泽东挥毫《清明》诗......汾酒博物馆中，汾酒历史中的每一个足迹，都在这里被清晰地记载和印证，一直穿过6000年的烟云，仍然鲜活。
▲《小说选刊》编辑、作家李昌鹏
仅是到访汾酒的中外名人墨宝，便有3000多幅。这些悬挂在“杏林墨缘”展厅中的“文学气息”，也把此次采风的文学名家们勾的走不动道。如柳静安所言，这是文学和美酒美妙碰撞后的结晶。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而言，杏花村也是他们的“诗和远方”，也就是普通人“诗和远方”的“诗和远方”。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诗人王久辛
酒业发展的文化逻辑
“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推动我国文艺事业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为实现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努力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民族的优秀作品，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7月16日，在刚刚结束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座谈会上，文艺工作者以及作品，和人民幸福之间有了新的联系。
对此，张琰光有更加质朴的感受。“我们不缺钱了，缺精神；我们不缺享受了，缺高层次的享受”，并对在座的文学名家表示“你们是送精神食粮来了”。
在张琰光看来，在社会主义新时代，人们的物质水平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中国需要更多精神创造者来丰满充实我们的内心，“这个时代需要人去歌颂、去描摹、去赞美”“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中国文学崛起的契机已经到来”“到了出伟大文学家的时代了”。
▲中作华文数字传媒公司副总经理、作家刘飞
然而，在这些文学名家看来，真正优秀的，来自生活，服务万千大众的产品和文化，都在酒里。
人民的幸福生活从哪里来？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诗人王久辛认为，酒绝对是答案之一，“酒能让人的胃、舌头、嘴巴，全身心的感受到幸福，酒是幸福最重要的标志”。而对于老百姓来说，“家家饭桌上有酒，有名酒，这才是幸福生活”，王久辛表示。
无独有偶，第二届中国白酒溯源之旅·文学名家访汾酒刚刚落下帷幕，泸州老窖“泸州高粱红了”2019文化采风活动再度启程。对于新时代的新需求，名酒厂的洞察力敏锐若此。
尤其是汾酒。
早在2009年，汾酒集团就将“清香汾酒、绿色汾酒、文化汾酒”作为公司的经营理念，并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提出“中国酒魂信仰体系”，明确将“汾酒文化”逐步向“文化汾酒”推进，将汾酒文化上升到了更高的信仰层面，这一套清晰、完整、系统、立体的文化价值体系，指导了集团公司随后十年的工作。
十年中，汾酒的一系列活动始终将“文化”放在了指导地位，从历史文化、品质文化、工艺文化、地域文化到理念文化，“文化”随着“汾酒”这一载体，渗透到全国各地，深刻影响着中国白酒行业核心价值体系的转变，“汾酒文化”也超越了汾酒本身，成为白酒行业共同的文化认知。
2018年，“行走的汾酒”起航，“四最汾酒”开启了汾酒在明清大传播之后的又一次“文化之旅”，完整的“汾酒文化”被新一代汾酒人又一次带到了大江南北，再度将整个中国白酒带入了一个新时代——“文化时代”。
“文化汾酒”不只要彰显汾酒是中国酒文化的缔造者，更要强化汾酒更是酒文化的引领者，“有了汾酒，才有了中国酒；有了汾酒文化，中国酒才有了‘文化’”。
甚至从酒的角度而言，可以说，文化就是汾酒，杏花村就是文人的梦境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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