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险遭灭顶，而今产能两年未增，产值却增长10亿，昌黎产区发生了什么？
文 | 云酒团队（ID：YJTT2016）
2010年12月23日，十年后，陈小波依然对这个日子烂熟于心。
那天，他开车从河北昌黎到山东潍坊参加一个酿酒专家的交流会议。两个月前，他刚升任中粮华夏长城葡萄酒公司的总经理。晚饭时他迟到了一会儿，到场后，发现所有人都把目光转移到他身上。
发生了什么？
很快他被告知，当晚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报道了昌黎的假酒乱象。
愕然之于，他没有再参加第二天的会议，天未亮就出发赶回昌黎。一路上他想了很多，包括如何同有关部门配合，将这次新闻舆论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陈小波回到昌黎的当晚，12月24日，央视再次曝光了有关昌黎假酒的追踪调查，并且点名部分造假企业伪造的是华夏长城的葡萄酒。
接连两次报道，没有给昌黎葡萄酒行业任何喘息之机，就把其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这场由昌黎个别葡萄酒企业造假售假引发的行业震荡，最终让原本处于上升通道的昌黎葡萄酒产业几乎按下“暂停键”，此后数年都陷在一种“高水平停滞”之中。
或许是往事太过沧桑，即便是隔着十年的光阴，陈小波的话语中依然有一种山高水远的遗憾。
▲陈小波
坐在眼前的这位行业老前辈已经60岁，今年刚退休，声音洪亮有力，说着一口带着唐山口音的普通话。在长达40年的葡萄酒从业生涯中，他曾跟随葡萄酒泰斗郭其昌参与中国第一瓶干红葡萄酒在昌黎的研制，见证了产业的黄金发展时期，更经历了昌黎在假酒事件之后的大乱大治，以及过去十年间于挣扎中的坚守和觉醒。
事实上，当年通过勾兑“三精一水”生产劣质葡萄酒的企业，只是昌黎县个别不法企业所为，经过有关部门的调查后，最终也只有三家酒企被判刑。
但不幸的是，产区品牌蒙垢，整个昌黎产区企业都受到牵连，不少正规企业遭受严重损失。似乎旦夕之间，所有昌黎出产的葡萄酒都被消费者钉上了假酒的耻辱柱。
昌黎之殇，更是处于幼年期的中国葡萄酒产业之殇。
在谈假色变的年代，酒类安全问题曾不止一次挑动过社会的敏感神经。发生在河南、吉林、山东等地的葡萄酒造假案件，令中国葡萄酒在发展初期即面临着严峻考验。
不同的是，2010年的这场假酒风波，发生在新中国第一瓶干红发源地、国内重要的葡萄酒产区昌黎，发生在进口葡萄酒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的档口，这对本就处于产销压力下的中国葡萄酒造成的影响，可想而知。
此后，中国葡萄酒行业从2010年进入调整期，2013年降至谷底。时至今日，中国葡萄酒行业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规模仍位于白酒、啤酒和黄酒之后。
史学家布罗代尔曾说，历史就像是已经被重重覆盖的地层，虽然看不见，但是依然塑造着今日的风景。危机过后，必有成长，假酒报道带来的风波，曾给整个昌黎葡萄酒产业带来重创，但也是重整、复兴的机会，让昌黎——这个国产葡萄酒曾经的早慧先行者，成长得更加健康、成熟。
正如陈小波所言，“这件事（被央视报道），从长远来看是一件好事”。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相对于序篇中洋溢的躁动、混沌，当前的中国葡萄酒产业可谓众神归位、重装上位。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的蓬勃崛起，已经印证人们并不迷信于标签，而是对中国葡萄酒给予了十分美好设想。
相比部分在假酒丑闻曝光后一蹶不振的葡萄酒产区，昌黎在经历了一场漫长而惨烈的信任爬坡期后，正在近两年的发展中重新找回节奏。当初的风波经过长久的沉淀，现在更多的是一种理性的反思。
无独有偶，不久前，张裕股份公司总经理孙健在一场葡萄酒论坛中表示，“在中国葡萄酒市场发展的初始阶段，行业出现的假冒伪劣、以次充好、价格虚高等现象，的确伤害了中国的消费者。这是中国葡萄酒从业者展望未来前必须要承认与反思的。”
越是反思过去，越看得清未来。如果抹去昌黎产区的名字，中国的葡萄酒行业就失去了一个可以回溯的锚点，亦无力昭示一个相对清晰的将来。
昌黎并非第一个经历从神话到噩梦，再到新生轮回的产区，或许也不是最后一个。“不应该浪费任何一场危机”，昌黎留下的时代眼泪，值得所有中国酿酒人警醒和珍视。同样，在如今绝大多数中国葡萄酒产区重振信心、重塑产区形象的时代语境之下，昌黎和这里的酒庄、企业，在过去十年间的失落、迷茫、觉醒和涅槃，同样值得被关注。
永远不要让一时的结局，遮挡了故事的光芒
作为舶来品，国内的葡萄酒文化风气向来是西学东渐。绝大多数年轻业内人士是透过WSET等国外教材了解世界葡萄酒。但对中国这个新兴产酒国的介绍并不足够详细。早在两年前，就有葡萄酒专家发文，呼吁国人加强对本国葡萄酒发展历程的了解。
在中国葡萄酒过往40年的发展历史中，昌黎产区无疑是一个先行者。燕山以北的河北怀来沙城产区，诞生了中国第一瓶自主研发的干白葡萄酒，渤海之滨的河北昌黎产区则诞生了中国第一瓶干红葡萄酒。一白一红两种葡萄酒，奠定了河北在中国葡萄酒产业发展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辉煌离不开早期艰苦卓越的探索，以及时代对昌黎的垂青。与沙城产区第一瓶干白葡萄酒的诞生类似，第一瓶干红葡萄酒的研发最早也是源于一次历史机遇。
1972年2月，中美关系破冰，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款待，喝惯了葡萄酒的西方人并不适应口味辛辣的中国白酒，为此，尼克松特意从美国带来了一批葡萄酒。
彼时，国际上流行的干型葡萄酒（Dry wine）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国内只生产半汁或甜型葡萄酒，所谓的葡萄酒更多是葡萄汁加上酒精、糖香精水等配料调制而成。
代表着国家形象的宴会，岂能总是让来宾自备葡萄酒？
1976年初，还在江西农场下放喂猪的郭其昌，接到了返回北京的调令，担任干白葡萄酒新工艺科研小组的负责人，是当时为数不多的酒类酿造专家之一。两年后，用龙眼白葡萄品种酿制的长城干白葡萄酒在河北沙城研发成功。紧接着，轻工业部成立了干红葡萄酒研制领导小组，在对新疆、甘肃、山东、河北、吉林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后，认为昌黎和法国波尔多地理地貌相似，并最终选定在此开展生产。
那一年恰好是改革开放的元年。1979年，刚毕业的陈小波加入昌黎果酒厂——昌黎葡萄酒产业的前身和发源地。
1956年，经轻工业部批示，昌黎果酒厂建成，两年后投产。之所以会在选在昌黎县建厂，一方面是因为昌黎俗称“瓜果之乡”，当地一种名为“玫瑰香”的鲜食葡萄蜚声遐迩，已有约300年的种植历史。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鼓励把农民销不出去的瓜果酿成酒出售，所以将厂子起名为“果酒厂”，后改名为昌黎葡萄酒厂。
自昌黎葡萄酒厂开始，中国干红葡萄酒产业不断向外延伸。陈小波和严升杰（长城华夏酒庄原总经理）当时都成为郭其昌领导的干红研究小组的成员。
相比干白葡萄酒的研发过关，研制小组花费了5年才攻克干红葡萄酒的酿造技术难题。甚至不惜以一美元一株的高价从国外引进赤霞珠品种。经过不断地钻研和试验，1983年5月，在郭其昌的带领下，昌黎葡萄酒厂以热浸法新工艺酿制干红葡萄酒获得成功，甫一出世，就荣获全国酿酒大赛的金奖。这是中国第一瓶符合国际标准的干红葡萄酒，填补了长期以来中国干红葡萄酒的历史空白。郭其昌还为它取了个具有时代代表性的名字——北戴河牌赤霞珠干红葡萄酒。
▲干红葡萄酒研究小组计划任务书
“第一瓶干红的生产没有进口设备，主要的生产设备都是干红小组成员自己设计，在国内生产的，包括发酵酵母，没有一个是国外的，都是我们国家自己的”，陈小波骄傲地说。
然而，纵观目前的中国葡萄酒产业，基本上都需要靠进口支撑，包括进口葡萄苗、生产设备、橡木桶，以及在生产环节使用的气囊压榨机、灌装线等，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内葡萄酒成本更高。
改革开放早期，随着“北戴河”牌干红葡萄酒的诞生，干红葡萄酒作为一种新兴饮品开始崭露头角，流淌在昌黎人血液里的“呔儿商”基因让这个小县城看到了干红葡萄酒的商机。正是在昌黎的带头作用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全国掀起了一股“干红热”，带动了中国葡萄酒产业的发展。
据悉，1984年，山东、宁夏、甘肃、新疆等省市（自治区）葡萄酒行业技术人员，不断慕名来到昌黎葡萄酒厂考察学习，昌黎先进的葡萄酒酿造工艺迅速扩散开来。例如，1983年2月，宁夏农垦局批准成立了“宁夏玉泉葡萄酒厂筹建处”，负责酒厂的建设工作，当年8月，酒厂筹备处招工，就选拔了8名农场职工子弟，并送到河北昌黎葡萄酒厂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作为宁夏第一家葡萄酒厂，玉泉葡萄酒厂的建立，为宁夏葡萄酒产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中国干红之源”雕塑
据统计，10年前，全国各地葡萄酒企业中的技术人员大多是昌黎人，或曾在昌黎学习过。对比当下国内葡萄酒行业内企业之间的竞争，有人说，第一瓶干红酒的诞生体现了那个时代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精神，同时也是对外开放的见证。
90年代中期，昌黎政府抓住有利时机，适时成立了葡萄酒业管理局和行业协会，大力发展干红葡萄酒产业。2000年8月，昌黎被命名为“中国干红葡萄酒之乡”“中国酿酒葡萄之乡”“中国干红葡萄酒城”；2002年，昌黎葡萄酒成为中国第一个葡萄酒原产地域保护产品。
昌黎葡萄酒产区也成为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OIV）最早指定的中国酿酒葡萄示范区。与其他国内葡萄酒产区不同，昌黎葡萄酒产业更依赖国内技术，在发展历程中形成了集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酒瓶制造、软木塞生产、葡萄深加工技术科研与检测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条。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昌黎都是葡萄酒经济最为发达的一个产区，一度是中国葡萄酒产业的发动机。地王集团董事长赵世辉曾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当时昌黎大街上到处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车辆，有运葡萄酒的，有运葡萄的……昌黎的酒厂也遍地开花，最多时达58家。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昌黎都是葡萄酒经济最为发达的一个产区，一度是中国葡萄酒产业的发动机。公开资料显示，最鼎盛的时候，昌黎葡萄种植面积有10万亩，而整个昌黎的耕地面积为95万亩左右，昌黎葡萄酒产量占全国的26%。
昌黎县的干红酒酿造在2005年被列为河北省重点扶持发展的产业集群。彼时，昌黎在国内葡萄酒行业的地位，一点儿不逊色如今风头无量的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
昌黎葡萄酒产业的三张王牌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操这句诗里的“碣石”，指的就是现在秦皇岛市的碣石山。连绵起伏的碣石山由大小上百座奇险峻峭的峰峦组成，跨越昌黎、卢龙和抚宁三县。
位于昌黎县北的碣石山主峰被当地人称为娘娘顶（又名汉武台、仙台顶），华夏长城酒庄就坐落在娘娘顶的山脚下。
1987年，昌黎葡萄酒厂、地王酒庄和法国一家投资商联合创建了一家专门酿制葡萄酒的公司，即华夏长城（现由中粮集团全权拥有），包括陈小波在内的原干红葡萄酒研究小组60%的成员都被划分到这里。
作为中国首家生产干红葡萄酒的专业型企业，华夏长城葡萄酒产量占昌黎县产量的80%，也成为我国葡萄酒行业的领军企业。此后，长城葡萄酒作为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唯一合作商，还肩负了国宴用酒的使命。中国第一瓶传统起泡葡萄酒，也是从这里诞生。
也正是在早期昌黎葡萄酒厂和后来华夏长城的带动和间接扶持下，昌黎的的葡萄酒产业蓬勃发展，并逐渐由“干红品牌”向“地域品牌”跃升。
千禧年过后，国内干红葡萄酒产业依然蒸蒸日上，昌黎葡萄酒产区的金字招牌也吸引了国内外投资者的青睐。
1999年，奥地利水晶巨头施华洛世奇家族投资2970万美元在昌黎创建了朗格斯酒庄，酒庄位于碣石山东麓的樵夫山脚下，共计2800亩的葡萄园严格按照国家有机产品的生产加工标准进行管理，是国内首家拥有有机认证的酒庄，也是全国范围内首家用酒庄命名的葡萄酒企业，国内唯一具有葡萄籽精华油 SPA 水疗中心的酒庄，以及亚洲第一家拥有专属橡木桶厂的酒庄。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内最早被外国投资者创建的精品酒庄之一，朗格斯酒庄开启了外资下注高端膜拜酒庄的先例。2013年，LVMH集团在云南香格里拉创建了敖云酒庄；2009年，拉菲罗斯柴尔德家族才在山东蓬莱丘山谷投建了瓏岱酒庄，于2019年正式揭幕。直到如今，朗格斯酒庄的高端葡萄酒价位依然高居国内葡萄酒行列的鳌头。
而在碣石山西麓，2002年，贵州茅台集团在此组建成立了茅台葡萄酒厂，这也是茅台改制为集团公司后在贵州省外投资最早的子公司，注册资本2.4亿元。落子昌黎，茅台看中的是昌黎优良的风土条件与产业集群效应。茅台葡萄酒厂的到来可谓是昌黎葡萄酒产区的又一张王牌。这也是中国首个白酒“染”红的先驱案例。
同样在2010年之前落户昌黎的还有金士国际葡萄酒庄，由天津天士力控股集团在2006年投资建设。
国内外资本纷纷看中昌黎这片土地，由此可见其彼时在中国葡萄酒行业的至尊地位。
公开资料显示，1996年，昌黎干红酒产业税收526万亩，占财政收入5%；到2005年，这一数据增至1.62亿元，占财政收入40%。同时，昌黎干红酒产业形成由31家酿造企业、5万亩优质酒葡萄基地、4万多农户组成的产业集群，干红酒产业成为第一大立县产业，被列为河北省十大特色产业之一。
2010年，昌黎产区拥有58家葡萄酒企业，形成了以华夏长城、朗格斯酒庄、茅台葡萄酒、地王等酒庄为主的干红葡萄酒生产集群。然而，正是在这样蓬勃发展的势头之下，国内葡萄酒产业整体也处在一种气势如虹的发展状态。资料显示，彼时，中国葡萄酒约占国内葡萄酒市场的75%，每4瓶葡萄酒中，就有3瓶属于国产，进口酒仅占25%的市场份额。
但繁荣之下，却掩盖着暗潮涌动的危机：造假乱象愈演愈烈，最终被权威媒体曝光放大，演变成一个全国性的新闻事件。
大乱有大治
历史深处，峰峦千万。
当以中国第一瓶干红葡萄酒开创之地为出发点，前去探寻昌黎葡萄酒的历史时，却发现它接下来的发展却被一种失落、惭愧所缠绕。因为自2010年央视报道之后，在此后十年的时间里，昌黎一直没能超越那个辉煌的起点。
乘车从昌黎到北戴河高铁站的路上，笔者跟司机谈及10年前的假酒案，他说自己的一位中学同学，当年就是在被央视曝光的丘比特酒厂工作，案发后被判了10年，再过2个月就要刑满释放了。
关于昌黎假酒事件，很多人表示，在报纸和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中，只看到了丑闻的曝光，却鲜少看到后续的追踪处理。
一个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难免会出现一些现在看来荒诞的现象，具有中国特色的“半汁葡萄酒”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早期的生产商将葡萄汁、水和糖等添加物混合在一起，因其口感香甜，价格低廉，很快风靡开来。1984年，出于保护市场的考虑，葡萄酒部标出台，规定葡萄汁含量在30%-70%，确立了半汁酒的合法地位。
然而，一些不良葡萄酒企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将酒精、香精、色素、水勾兑成“三精一水”葡萄酒出售给消费者，演变为国内葡萄酒市场初期造假猖獗的原因之一。直到2003年，《中国葡萄酒酿酒技术规范》正式明确葡萄酒必须全汁酿造，并在全行业推广执行，2004年半汁葡萄酒被禁止在市场流通。然而，依然有一些生产商企业为了利益，与经销商相互勾结继续生产“三精一水”。
中国葡萄酒行业早期的无序和盲动，在某种意义上毁坏了其并不富足的产业积累。2002年，因央视曝光通化假酒，引发通化葡萄酒企大面积关停整顿，通化招牌“山葡萄”严重受挫；2007年，民权县6家葡萄酒生产企业违法使用添加剂生产劣质葡萄酒被媒体曝光，民权葡萄酒销量较以前大量减少，部分企业长期未摆脱经营困局……
在一次次产区假酒事和无数暴风雨般的指责中，人们痛恨不法商人的作为，但又有多少人考虑过那些被连累的正规酿葡萄酒企业的损失和伤痛？被毁于一旦的地方品牌背后，是几代人的苦心经营。
大乱之后必有大治，假酒丑闻被曝光后，昌黎葡萄酒产业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行业清理。当年12月24日，质检总局派出督查组进驻昌黎，随即由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三级力量组成的专案组，开始对昌黎县内的葡萄酒企业进行雷霆整顿。除长城、茅台、朗格斯三家企业外，当地葡萄酒企业全部被停工整顿。昌黎县质监局相关负责人就地免职。
7个多月后，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和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分别对“昌黎假酒案”中的违规企业做出一审判决，9名被告人均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刑，其中一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另外8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7年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由于此前我国政策方面允许酿制“半汁酒”，因而在判决前，以陈小波为首的一些昌黎葡萄酒业内人士曾多次跟法院洽谈，希望借以“违规不违法”依据为涉案人员量刑，呼吁法院手下留情。
相比监管部门的严查，国内市场对标有“昌黎”字样葡萄酒的封杀，对产区品牌的影响更为深远。
据媒体报道，案发一年后，只有21家昌黎葡萄酒生产企业恢复了生产，占之前企业总数的40%。因为原有的销售渠道基本瘫痪，多数复产企业面临着沉重地生存压力。2011年，除华夏长城、朗格斯、茅台葡萄酒三家企业在销售上未受到较大影响外，其它企业的销售量全部下降了50%-80%，90%的酒企重新调整产品结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昌黎葡萄酒从业人士表示，昌黎业内人并非对假酒事发毫无警觉。“央视报道之前，我们都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被曝光是迟早的事儿。但没人想到，这么快就变天了，太可惜了，好几代人辛苦培养的昌黎产区，就要这么毁了。”“心痛”不仅是昌黎正规酒企的共同心声，一些见证了昌黎葡萄酒产业发展的行业人士同样痛心疾首。
这场由昌黎个别葡萄酒企业造假售假引发的行业震荡，最终导致原本处于上升通道的产业被按了“暂停键”，此后数年都陷于一种高水平停滞状态之中。恰逢各国进口葡萄酒纷纷进军中国市场，来势汹汹，加之两年后“三公消费”限制政策出台，蝴蝶效应开始显现，内忧外患之下的中国葡萄酒江河日下，产量连年下滑，亏损面日益扩大，行业逐渐萎缩，哀鸿遍野。
至暗瞬间的到来猝不及防，原本运转良好的地方企业，一时被打得有些晕头转向，局面尴尬，进退失据，多数昌黎葡萄酒人士都表示“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事情会这么严重”。
“葡萄酒事件”不仅对昌黎的正规葡萄酒企业造成了严重损失，也对围绕着昌黎干红衍生出来的葡萄酒周边产业链造成了一定打击。例如，瓶塞、玻璃酒瓶、橡木桶、包装盒和酒刀等，这些生产厂家多集中在秦皇岛市和昌黎县，以前昌黎的干红葡萄酒卖得好，他们的生意也跟着好，后来昌黎出事后，这类中小企业的倒闭现象时有发生，没有关闭的厂家也被迫向其他行业转型，或者把业务扩展到河北省以外的葡萄酒省份。
再者，此事同样也波及到当地种植酿酒葡萄的农民，原先昌黎的葡萄酒行情好，葡萄也贵，农民也都乐意种酿酒葡萄，然后卖给企业。据了解，1999年的时候，昌黎县一斤酿酒葡萄的价格约为4.8元；2000年之后，当地酿酒葡萄价格逐渐走低，加之进口葡萄酒带来的价格冲击，到2016年时，只能卖到1元多左右，一些种植散户就拔掉酿酒葡萄树，改种鲜食葡萄。
“葡萄酒是一个跨越第一、二、三产业的行业，做好了可以养活很多人，做不好很多人也会跟着受影响。那些年，县里很多人都喜欢到葡萄酒厂工作”，一位昌黎葡萄酒业内人士表示。
舆情引导缺失任由假酒风波发酵
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陈小波在接受采访时也谈了自己的总结和反思：“从大的产区层面来说，第一，我们自己企业没有管理好；第二，政府没有监管好；第三则是被曝光后，政府处理问题没有处理好，没有好好宣传和解释。”
外界普遍认为，昌黎地方职能部门的监管不力和行业缺乏自查监督机制，成为“昌黎假酒案”关键因素，这也是同期其他产区面临的同样问题。
再者，面对丑闻曝光后铺天盖地的质疑，地方监管部门并没有及时站出来回应，丧失了自救的机会，任由昌黎所有的葡萄酒被贴上“假酒”的标签，这也令产区内受连累的正规酒企失去信心。
在任何一场突发危机事件中，危机发生后相关部门和企业采取的处理措施，往往影响甚至决定着事件的走向。相比于对违规企业的重罚严打，通过舆情引导，及时控制假酒报道造成的恶劣影响至关重要。通常在应对这类突发公众危机事件中，为防止舆论发酵和事态变化，涉事知名酒企或机构会在事发次日即召开新闻发布会，或二十四小时内向媒体统一通报情况。
而在当时，由于在体制机制上缺乏灵活性、应对办法单一和面临的掣肘较多等因素，任何一方独立化解这一危机都显得十分困难。在国内，类似的危机事件处理，更需要多方齐心协力。
吴晓波在《大败局I》的序言中写道，当经济或一个企业的发展到一个稳态的平台期后，经济宏观环境道德秩序的建立及企业内部道德责任的培养，变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
一个成熟的、健康的竞争生态圈，不是简单地在政府所提供的若干条法律法规的框架内追求利益，它更应该体现为法律与道义传统、社会行为规范的整体和谐。
2011年8月，以华夏长城、茅台葡萄酒和朗格斯等葡萄酒企业为首的16家昌黎企业宣告成立“酒业联盟”，并联合发表《昌黎县葡萄酿酒企业诚信宣言》，以求重新塑造昌黎葡萄酒产地品牌形象。宣言中明确表示，所有企业绝不使用违禁添加剂，不仿冒或冒用他人注册商标，不虚假标注和宣传，不超范围生产；坚决依法生产销售，杜绝掺假使假和制假售假。
同时，“酒业联盟”还规定，申请加入的企业必须具备经质监、工商、商务等部门联合检查验收合格后出具的健全手续；拥有自建的酿酒葡萄种植基地或与农户签订的合同基地，面积不少于500亩；自愿缴纳抵制假冒伪劣行为行业保证金等相关规定。
从酒业联盟的成立和声明发布，可以看出，假酒风波激发了地方企业联合打假，敢于与假冒伪劣葡萄酒现象作斗争的决心。
陈小波也表示，自己大约花了3年时间，才慢慢想清楚接下来该怎么做。近年来，长城、茅台葡萄酒逐渐找回发展节奏，不少中小型昌黎葡萄酒企业则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
好在，多数企业依然选择了坚守。
葡萄酒产能两年一吨未增，产值却增长10亿元
昌黎县，位于河北省东北部，总面积1212平方公里，人口56万，是一个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的古老县份，商周时期，曾隶属孤竹古国长达一千多年，公元1189年取“黎庶昌盛”之意定名“昌黎”。
这是一个被上天厚待的地方，各种农业资源丰富，不仅是河北省的农业强县和河北省首批扩权县之一，而且也是全国首批沿海对外开放县。在河北省的“十二五”规划中，曾提及要把昌黎县打造为中等城市。
破坏容易重建难，在很多人看来，昌黎的葡萄酒产业曾经之惨烈，在于它聚气成势之时，却被突然排挤出局。好比一位绝世高手，行棋过半，警备却强行勒令其离场。
当宁夏这个中国葡萄酒中的后起新秀迅速崛起时，昌黎却沉寂无声，如同进入了漫长的“冬眠”状态。幸而，产区概念是一张大网，某条线可能在一个特定时间发生断裂，但是网本身保持的张力和修复力却并未让其崩塌。
看似“沉寂”的昌黎葡萄酒产区，其实一直在修炼内功，谋求换骨新生，正如蹲下是为了更好地跃起。
葡萄酒产业遭受重挫后，河北省在“十二五”规划纲要（2011-2015）中，明确提出了建设“抚昌卢-怀涿葡萄酒基地”和“昌黎葡萄酒文化休闲聚集区”的要求，从政策上奠定了昌黎葡萄酒产业向休闲旅游方面发展的基调。“十二五”期间，昌黎县被确定为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昌黎干红葡萄酒产业聚集区和卢龙印庄现代产业园区通过省级现代农业园区认定。
在五年后河北秦皇岛市的“十三五”规划中，“休闲度假旅游”依然是推动优势产业品牌化的主力，并重点提及将抚昌卢葡萄酒文化休闲区列入秦皇岛“三大休闲特色旅游片区”。
2019年堪称河北省葡萄酒产业的觉醒之年。3月4日，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强做优葡萄酒产业的实施意见》，提出以葡萄产业为依托，发展“葡萄酒+”新模式，明确了河北省葡萄酒产业发展目标，到2022年，全省葡萄酒产业发展实现“两扩大三提升”。
同年5月，河北省还出台三大政策，支持葡萄酒产业发展。
坚持对秦皇岛市大力发展旅游的大方向，昌黎县政府做出了更大的规划，以全域旅游引导葡萄酒产业升级，将葡萄酒变成昌黎县旅游产区版图中的一块，构建“葡萄酒+大旅游+大健康”的产业体系。政府支持建设专门从事红葡萄酒生产的产业聚集区，打造融葡萄种植、酿酒、品尝、旅游休闲等多产业为一体的五大酒庄集群，并还鼓励农户自建或联建家庭式小酒庄。
▲昌黎葡萄小镇
虽然在产业融合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昌黎产区从未将主业目光从葡萄酒产业上挪开。在昌黎的谋篇布局中，都是在以统筹的眼光，将葡萄酒产业与昌黎地方的发展、经济结构融合在一起，让葡萄酒获得更大的发挥空间。而在国外，西班牙的里奥哈（Rioja）和美国加州的纳帕谷，都是极为注重葡萄酒旅游的国际著名葡萄酒产区。
2019年，昌黎县的“葡萄酒文化康养度假游”年接待游客超100万人。不过，全域旅游规划尚在起步阶段，而打造葡萄酒旅游产业链发展也需要长久的投资和坚持。
一切悲剧都潜伏着惊人一致的逻辑，而一切伟大的治理都是从学习控制开始的。2016年，昌黎县政府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中所提出的《重塑昌黎干红酒形象，振兴葡萄酒产业》议案得到落实，为统筹昌黎旅游与葡萄酒产业的发展，昌黎县碣石山片区开发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
过去两年来，去产能和升级转型成为昌黎葡萄酒行业的主旋律。据了解，自2018年以来，昌黎县政府不再新增工业化葡萄酒生产线，注重发展酒庄酒。
在国内其他红酒产区纷纷扩大产能的同时，昌黎不仅没有在扩大工业化葡萄酒的产能上投资，还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压缩产能转型酒庄，投资9亿元用于酒庄的建设、升级。
“转型两年多，昌黎葡萄酒产能一吨未增，产值却增长了10亿元。”相关部门领导人表示。同时，在过去两年，昌黎葡萄酒已在国际国内各项葡萄酒大赛中获得59枚奖牌。
酒庄酒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当下业内人士的共识。数据显示，中国酒庄酒市场规模不足100亿，占中国葡萄酒行业份额不到10%，伴随着中国葡萄酒的新机遇，中国酒庄酒业也将迎来发展的新变局，有分析认为，昌黎酒庄酒集群的落成，是这个产区未来蜕变的关键。
从“昌黎产区”到“碣石山产区”正在找回节奏的昌黎
巨石崩裂时，只有少数人能克服恐惧，看见缝隙中的那缕光。危机越严重，对一个行业所产生的推动力就越大。提及昌黎葡萄酒产业的涅槃，绕不开当地龙头企业的带头作用，茅台葡萄酒就是昌黎产区进一步发展葡萄酒产业的强劲引擎之一。
然而，在过去的十年间，茅台葡萄酒也曾连续五年亏损，贵州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茅台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保芳曾表示：“一个企业满足不了员工的收入、无法为地方做贡献，这样的企业还有存在的意义吗？”
转机发生在2016年，司徒军履新茅台葡萄酒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后，很快便启动产品“瘦身”：率先削减SKU，将原先的400个SKU减少至40个，产品同比减少90%。
两年后，茅台葡萄酒实现扭亏为盈，进入行业前十；2019年，在葡萄酒行业双降背景下，茅台葡萄酒进入行业前六，全年销售收入超过2亿元，实现营收增长39.5%，利润增长167%，连续两年蝉联中国葡萄酒行业销售增长的冠军。同时，茅台葡萄酒还在今年对外宣称，正在积极谋求企业主板上市，计划3-5年内成为行业龙头。
▲茅台凤凰庄园
茅台葡萄酒的逆袭成功，固然跟茅台集团千亿时代的发展机遇密不可分，但与其自身转变经营思路、锐意进取的拼搏精神也离不开关系。今年9月份，茅台葡萄酒公司在昌黎斥巨资建造的茅台凤凰庄园正式开业。
同样变化的还有华夏长城，2018年，作为龙头企业之一的长城葡萄酒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7%，重回20亿元阵营。长城华夏作为长城葡萄酒品牌的重要一极，目前依然是国内干红葡萄酒产销最大的生产企业之一。
▲华夏长城大酒窖
立足“碣石山产区”风土概念，华夏长城在2018年推出了“华夏亚洲大酒窖”品牌，加码中高端葡萄酒市场。长城华夏不仅有亚洲最大的地下酒窖，酒庄还被评为“AAAA级景区”，每年吸引众多游客。
▲朗格斯酒庄
而朗格斯酒庄在2018年新投资方的注资下，也终于解除了财务危机，依然延续原先的种植和管理方式，酒庄工作人员也没有发生变动，再次焕发出国内领先膜拜精品酒庄的风采。同时，业内人士也看到,以往几乎不做推广宣传的朗格斯，也看到开始走出舒适圈，除华夏长城之外，朗格斯是今年唯一一个参加在上海举办的ProWine China 2020酒展的昌黎酒庄。
2019年10月，在一场龙头企业引领的行业活动上，作为昌黎产区下的子产区，“碣石山产区”被中国酒业协会正式授予“中国葡萄酒小产区”称号，这也是继新疆玛纳斯、烟台蓬莱之后，国内第三个获得此项认证的产区。此后，酒业人士和媒体开始用“秦皇岛碣石山产区”取代“昌黎产区”的名号。
再坚固的墙壁，都是人所建立的，也总会被人自己推倒。昌黎也借助“碣石山产区”的认证，对外释放重新崛起的信号。
“要重新发展葡萄酒产业，上面领导不想再叫‘昌黎’，于是我们提议不如从风土的概念出发叫碣石山，碣石山跨越包括昌黎在内的三个县，这样也可以扩大推广传播的声量，重塑产区形象”，一位昌黎葡萄业内人士表示。
今年8月，秦皇岛市有关领导到昌黎县调研，在葡萄和葡萄酒产业发展专题调研会中表示，葡萄和葡萄酒产业是昌黎特色产业、优势产业，要充分发挥独特的资源优势，以及华夏长城、茅台葡萄酒等龙头企业带动作用，进一步找准葡萄酒产业发展“突破口”和“爆破点”。
如今的碣石山产区，拥有葡萄酒酿造企业27家（含酒庄12家），家庭酒堡7家，葡萄基地5万亩，总加工能力14万吨，形成了集酿酒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橡木桶生产等周边产业为一体的葡萄酒产业集群，全产业链年销售收入达36亿元。
2020既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又是“十四五”规划编制之年，对中国葡萄酒产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内忧外患”更要求中国葡萄酒聚焦做强产业本身，携手有关部门、行业协会和企业聚合推动产区品牌，产区兴，则企业兴，两者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当下，重塑产区品牌、重振产区信心不仅是昌黎亟需突破的问题，更是几乎所有国产葡萄酒产业都面临的破局命题。
以蓬莱产区为例，该产区正在坚持“优质产区、特色葡园、精品酒庄、标准引领”的发展思路，做精酒庄酒、做优工厂酒、做强产区品牌。坚持标准化建设葡萄园，做精而不是做量，加强对全市葡萄酒企业实行严格管控。例如，未来新建酒庄必须同步建设300亩以上的优质葡萄基地，落户酒庄必须是世界知名酒庄。
就在11月3日，通化市政府下发《关于加快推进全市葡萄酒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为推动通化市葡萄酒产业振兴，给出了“一揽子”扶持政策，助力本土葡萄酒品牌“山葡萄”复兴，推动冰酒、甜葡萄酒等产区特色的崛起，并计划在2025年，打造鸭绿江河谷特色葡萄酒酒庄群。
不过，理性的观察者们依然在提醒，相对于底层信心的恢复，国产葡萄酒当前在诸多方面仍存在诸多瓶颈，更深层次的改革是在体制和机制上，完善相关法规、监管等制度建设。
同时，背后生产者和产区协会组织在葡萄酒推广、营销方面的深层次改变，更待破题。如今国内各葡萄酒产区重推的葡萄酒节等年度活动，大多数是请相熟的葡萄酒专家，在家门口举办一场“老友见面会”，循规蹈矩有余，创新开放力度不足。
古语云，“天下大势，治乱相替而已”，十年一个轮回，大治之后必有大兴，历史正在呼唤真正的使命担当者，一如当年的国产汽车、国产手机等民族工业一样。如今越来越多行业人士认识到“大河有水小河满”的重要性，张裕提出“竞合发展，做大中国葡萄酒市场蛋糕”的大局观，就得到业内人士的肯定。
从这个角度来看，国产葡萄酒在经历了“进口酒焦虑症”后，正在开启一场绝地重生，现今的空前困境或许正是逆袭的开端。
后记：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唐朝大文豪韩愈在《送董邵南序》开篇第一句就点名“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就连他自己，都是以祖籍河北昌黎为号（另一说他是河南高阳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可见，他是多么推崇燕赵古人的豪迈高义。
昌黎假酒事件被业内人士称为“中国葡萄酒不能承受之重”，即便已经整整过去了十年，在今天，依然是一个提都不能提的禁忌。因为太过沉重和伤痛，对于这场影响深远的舆情浩劫，外界没人敢正面问，产区内也没人愿意谈。
“反思和总结很重要，人不可能不犯错误，尤其是作为一个朝阳产区的幼年期，小孩谁不犯错误？但你要面对现实和现状，找出问题，找到改正的方案和措施，知耻而后勇，这才是正确的观点。” 陈小波是昌黎产区此次的受访者中，为数不多的几位毫不避讳谈及此事的人之一，如今退休的他，依然在为昌黎葡萄酒产业上下奔走，燕赵男儿的豪迈高义，可见一斑。
尊重历史的最好方式是承认历史，与其隐晦不言，何不在被人谈及时坦荡承认，至少这份坦诚的态度是重建信任的第一步。真正的自信是肯定自家产区和葡萄酒的品质，始终坚信昌黎葡萄酒产业的未来，认同自我身份，不羞愧不畏惧。
过去十年里，昌黎乃至整个河北省在葡萄酒方面的脚步虽有滞后，但对于本就慢热的葡萄酒行业而言，仍有诸多机会翻盘。在演绎过辉煌和沉沦后，昌黎葡萄酒产业如今的奋起，也为其他中国葡萄酒产区的重塑和复兴，提供了一个具有参考意义的突围样本。
“所以，站在当下这个节点，你是非常看好碣石山产区的未来？”
“当然！”陈小波毫无迟疑地回答道，他似乎从未动摇过对昌黎这片土地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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