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寻
南通张謇墓园啬园中的张謇铜像
摄影：李寻／相机：NIKON D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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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张謇（1853—1926），字季直，晚年号啬庵、啬翁。
关于张謇，有很多“标签”。
第一个标签：清末状元（1894年考上的）；
第二个标签：立宪派领袖（曾担任过江苏省咨议局议长，在几乎所有《中国近代史》的教材中，都有这笔记录）；
第三个标签：实业家（他曾创办了当时全国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大生集团，毛泽东数次提到：搞轻工业不能忘记海门张謇）；
还有很多，……，在时下语境较为流行的标签是：状元实业家！
这些“标签”都从某个侧面反映了张謇一生的成就，但是，我觉得都没有反映出他最本质的价值，在我看来，张謇最突出的价值在于，他是开创中国文明新道路的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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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一下张謇所做过的事情：
创办大生纱厂（1895起），发展出二十多个分厂和配套厂，如生产棉籽油的广生油厂、以油渣为原料的大隆皂厂以及大生机器厂、资生铁厂等。
创办通州师范学校（1902年），是中国最早的民办师范学校；
创办通州女子师范学校（1905年）；
创办南通博物苑（1905年），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座博物馆；
创办南通纺织专科学校（1912年），中国第一所纺织专科高等学校；
创办河海工程专门学校（1914年），是中国第一所水利工程高等学校；
创办军山气象台（1914年），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个气象台；
创办南通公共汽车公司（1919年）；
创办大达轮船公司、十六铺码头（1905年），是长江航运史上第一家现代民营企业；
修建大生三厂至青龙港轻便铁路（1921年），是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自办铁路；
创办南通最早的电力公司（1899年），1918年起给南通城区供电；
创办私营大聪电话公司（1913年），1921年又成立南通实业长途电话公司。
……
以上仅是罗列了一部分他做成的事情，还有很多他有过设想、甚至也投入了精力实施，但都没有办成的事。
比如，他曾想买两架飞机，创办航空公司（1917年前后）；
再比如，他花费了巨大精力，想用现代科学技术治理淮河；
……
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张謇先生所创办的事业，据不完全统计，有数百项之多。
这些事业绝大多数是全新的事业，是中国传统文明中没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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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老路就是考科举，考上科举之后当官。考科举的极致是考上状元，当官追求的极致目标是做到宰相，故有所谓“状元宰相”之谓。说白了，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老路就是“读书—当官”的路。
张謇历经数十次考试，终于在四十二岁那年考上了状元，应该说来之不易，但他却毅然放弃了这条老路，辞官回乡，在偏僻的苏北小县，以一介平民之身，创办现代产业与教育。
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首先是要有“时势”！
张謇之所以能够放弃“老路”，是因为出现了走“新路”的可能性。
张謇考上状元的那一年，正是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那一年。日本本是比中国还落后的小国，其现代化起步也比中国晚，1861年中国就搞“洋务运动”了，1868年日本才发生“明治维新”。但它却后发先至，短短二十多年，就打败了中国，这使得张謇深切地认识到，老路子走不下去了，走老路是死路一条。
但是，新路子只是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出现了，在中国还没出现。在中国，除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少数人意识到了要走新路子之外，绝大多数的读书人和官员，还大梦未醒般地走在老路上。
更为可怕的是，还有一批掌权的官员，以“穿新鞋、走老路”的方式，以“创新”的形式继续走在老路上，使老路更为坚固，这就是以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为代表的洋务派。说他们“穿新鞋”，是指他们也意识到世界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意识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巨大力量。但是，他们仍以传统的思维方式认识这个全新的世界，认为只要买些坚船利炮，引入铁路、工厂等工业，就是“新政”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仍然没有让他们觉醒，他们仍以为失败的原因不是“读书—当官”的老路子出了问题，而是“内部掣肘太多”，“买的军舰不够新”等等。这些认识看起来有道理，事实上仍是旧式思维的反应。“官场掣肘”，实际上就是官员拉帮结伙的恶果，凡兴一事，无论好坏，总有人跳出来攻击、使绊子，完全没有客观性。而以旧式官场算计统帅的军队，根本没有为国家作战的意志，无论投再多的钱、买再先进的军舰，也只等同于一堆废铁。不能回避的事实是，在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只是在火炮射速上劣于日本舰队，在总吨位与火炮威力上，是强于日本海军的。
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中国，不仅没有“新路”，而且，“旧路”被包装成“新路”，从而让人们看不出来什么是新路、什么是旧路。
中国的“时势”呼唤着英雄，是那种真能开辟新路的英雄！
张謇就是这样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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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之所以能走上开拓新路的道路，是有充分的思想自觉和情感自觉的。
他虽然高中状元，但对科举制却有深刻的认识，认为这都是专制统治者牢笼束缚读书人的手段。他在内心中早已厌倦了这种自甘为奴的游戏，他有过和一大批官员跪在雨水里接驾的经历，那些七八十岁的老臣子跪在雨水里被淋成了落汤鸡，慈禧太后坐在轿子里，连头不回，这使他深受刺激，觉得专制制度使所有人都没有人格。
他是读书人，从心底里想着靠读书获得的知识，能够自立，能够做事，靠着知识，成为一个独立的人。
但是，在中国的旧知识体系里，没有这种使人可以独立的知识，中国的传统知识只是使人奴化的官场哲学。
张謇明确意识到：“世界的进化，国际的竞争，中国要强要富，绝不是旧理论、旧法子办得到的，至少方法是一定要学一学欧美日本了。”
来自西方的现代科学知识给无数读书人带来了独立的机会。西方的现代知识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客观世界的独立性赋予了他们那种知识的独立性，科学知识创造出的生产力又为他们的独立提供了经济基础，这才使得读书人有可能摆脱专制皇帝和官本位体制的奴役，成为独立的自由人。
西方的科学不仅为读书人提供了独立的基础，还为一切人提供了真正的人道主义基础。
1919年，张謇创立南通公共汽车公司，他为该公司题写的对联是：
仁者不以人为驭；
列子乃御风而行。
“仁”，是中国古代先圣孔子提倡的核心理念，但在漫长的两千多年时间里，用人抬着的轿子却是那些口颂仁义的官绅们一直使用的交通工具，以人为牛马，不能称之为“仁”，只有现代的交通工具才有了落实“仁”的条件，这是现代科学的力量，只有科学才能带来真正的人道主义。也只有科学，才能实现中国古代先贤列子御风而行的瑰丽梦想（前文讲过，张謇写这幅对联时，正在筹建航空公司）。
晚年的张謇，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变化有了更强烈的认识，他在自订年谱时写道：“然而黄帝以来，五千年君主之运于是终。自今而后，百千万年民主之运于是始矣。乌乎，岂非人哉，岂非天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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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有一批敏锐的中国人做出了应变反应，但是，他们选择的应变路径不同。
前文讲过的洋务派，试图以不变应万变，用“西学为用”的方法来维持“中学为体”的旧体制、旧文明的寿命，这也是一种应变反应。
另外，更多的人希望在政治上先进行改革或革命，然后再去发展实业和教育，建立现代文明。这是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和孙中山、黄兴等革命派所选择的路径。
和这些路径相比，张謇所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径：以平民的身份办实业，办教育，办地方自治，建立起新文明的民间基础。
张謇选择这条路经，受到了英国人李提摩太的启发。这位劝说八国联军将一部分庚子赔款投入到中国办教育的英国传教士曾对张謇说：“中国非真能实现普及教育、公共卫生、大兴实业、推广慈善，必不能共和，必不能发达。行此四事，一二十年后，必跻一等国；能行二三事，亦不至落三等国；此比练海陆军为强”。
李提摩太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他已预言，没有现代的教育、现代的实业、现代的公共理性，就是勉强建立起一个共和制度，也是样子货。仍以专制奴隶思维思考的民众是不能支持起共和制度真正运行的。
张謇深以为然，他要在他家乡那一个小县城，先开启这无论如何也逾越不了的新道路。
后来的历史验证着李提摩太预言的正确：政治上的改革失败了，政治上的革命重建的政权仍是共和幌子下的专制政权。而在专制政权下的实业建设和教育发展虽然规模越来越大，但仍然培养不出独立的科学精神和基于公共理性的现代政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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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具有现代的法治意识。
众所周知，他是清末“君主立宪”派的代表人物，“君主立宪”的要害在于“立宪”而不是保君主，张謇毕生追求的是“宪政”！他认为“宪法”对于国家来讲比什么都重要。国家没有宪法，就无法保护公民的权利，无法厘定政府的职责，就如同在大海上失去了指南针和舵的航船。
在实业活动中，尤其需要有健全的法律。1914年他就任民国政府农工商总长时，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制定工商实业方面的法律，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他主持制定了20多项涉及实业的法律，如：
《国币法》
《矿业条例》
《矿区细则》
《商人通例施行细则》
《公司条例施行细则》
《商业注册规则》
《公司注册规则》
《商会法》
……
等等。
有研究者指出，张謇是中国现代公司法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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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有现代的市场意识，他从切身经历认识到，发展实业，必须摆脱官办的旧路，官办企业是旧制度找的新“马甲”，没有出路。
当时，李鸿章搞“洋务运动”，创办了上海机器织布局后，竟然规定十年内不许民间再办纺织厂。1903年，张謇赴日本考察，参观了日本范多隆太郎的铁工所，发现能造汽船及浚渫机船，匠目（即各级负责人）无欧洲人。对比李鸿章创办的上海制造局，规模远比日本这家铁工所要大，花的经费是这家铁工所的几十倍，但“未为农工实业造一船，制一械”，“彼此相较，何如也！”。说明，他已深刻地意识到官办企业没有出路。
等到他当了农工商总长之后，立即大刀阔斧地推行“非官办改革”，他下令全国的官办企业能改成商办的都要改成商办。当时属于农商部系统的企业共12家，改革后停办了7家，改制为商办5家。但是，他的政策遇到的官场抵制更大。当时北洋政府直属的企业有69家，没有一家响应他改革的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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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对新旧道路之间的区别认识是极为深刻的，他尽一切努力避免旧道路的干扰。
他一生中办了各类学校近百所（也有说三百多所的），但是自始至终，对于法政和军事两种学校，他坚持不办。第一，他认为这是国家应办的教育，不是社会急切的事情；第二，他认为“中国清季至民国，外人称我官国、军国，概形容这两种人人数多而权势大，本来做官的人和名目一天多一天，而带兵的人，可以平地致富贵的习气，社会有钦慕的趋势，而没有正本清源的劝惩，推其结果，国家异常危险，所以绝不办这两种学校，也不加以提倡。”（张孝若著《最伟大的失败英雄：状元实业家张謇》P209）
法政学校和军事学校是以培养官员为目标的。张謇不办这两类学校，并不是要否定这种培训，而是认为，民间办教育的人应该开辟新路，不能以培养官员为目标，以避免重新走上官本位的老路。他的这一见解是非常深刻的。直到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居高不下的公务员考试报考率表明“官本位”仍是这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中国离真正的现代化尚有遥远的距离，什么时候“官本位”和“权力崇拜”消失了，什么时候才能说我们真正进入现代文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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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对于科学的认识与信念也远比中国同时代的某些思想家强，至少比梁启超、张君劢等人要强。
1919年，梁启超、张君劢等人参加巴黎和会后考察了欧洲的一部分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国民生计的困窘以及思想的混乱，动摇了梁启超等人对科学的信念。他们宣称“科学进步”破产了，要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救济西方文化的弊端。丁文江、胡适等人抗声而起，与梁启超、张君劢等人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这就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著名的“科学与玄学之争”。在这场争论中，张謇持和丁文江、胡适等人一致的立场。他认为“中国还在萌芽状态，奖进还来不及，哪里可以疑难摧残。”“文明完全是科学的结果所造成，哪里有物质和精神的区别，绝不能拿人类残忍贪欲的罪恶，硬加在科学的进化身上。”（张孝若著《最伟大的失败英雄：状元实业家张謇》P216）
有一个具体的例子，也能看出张謇的科学精神。当时，中国也参与对德国的宣战，按惯例，宣战后，应将敌对国的侨民遣送回国。张謇晓得留华德国人中，有不少是科学专家，于是向省政府和中央政府恳切陈请，留下了十多名德国专家在中国工厂和学校继续工作。欧战结束后，德国战败，有些人就觉着德国不行了，不用再向德国学习了（此前，中国的新派人物，如李鸿章、袁世凯等一直是主张学习德国的工业、教育和军事的），张謇却认为，德国的科学文化水平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绝不以在军事外交上的失败而摇惑减色。他觉得中国应趁这个时候，引入更多的德国科学家。
梁启超不是一个守旧的人物，他是戊戌变法的领导者之一，是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精神领袖，还是近代推崇科学精神的思想大家，是他最发现先秦诸子中墨子的科学价值的。但他为什么在此时动摇了对科学的信念呢？
深入分析下去，会发现，他那一类的中国思想家，基本上是从表面效果看问题的，所谓表面效果主要是政治军事效果，哪个国家军事上打了胜仗，哪个国家的一切便是好的，不论其价值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科学文化便均是可以学习的。所以，日本打败了中国，他们就主张向日本学习；德国打败了法国，就向德国学习，如今，德国败了，自然就不用再向他们学习了。这种思维习惯其实仍然是中国旧式的思维习惯“政治中心主义”也就是“官本位”的延续，这种深刻的思维惯性使得他们对西方文明的本质以及科学精神的本质缺少真正的认识。于是，尽管他们有旅欧的经验，也有接受新生事物的灵活性，但是，在灵魂深处并没有建立起对现代科学与文明的真正信念，稍有个风吹草动，就不自觉地回归到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即“官本位”）的老路子上了。这种现象用一句东北民间俗语“眼皮浅”（见解肤浅）来形容颇为传神。迄至今日，“眼皮浅”仍是中国人主流的思维方式，君不见，仅仅因为改革开放后挣了几个小钱，刚满足温饱，某些人就膨胀得不可一世，以为可以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了，西方世界的一切都过时了，云云！
对比梁启超的肤浅与动摇，张骞的深刻与坚定显示出他对新道路的深刻体认。笔者以为，张、梁之间的差异某种程度上是由他们个人的经验所造成的，梁启超究其一生，只是个依靠文献做学问的人，他固然有对新生事物的敏锐，有丰沛的接受新生事物的感情，但他自己从来没有亲自做过自然科学研究，没有亲自办过铁路、工厂等现代实业，因此，对科学本身是缺乏刻骨认识的。张謇则不同，他亲身办实业，对机器、冶金、纺织工艺、现代建筑、现代水利技术，都亲自做过深入研究，这些经验使他真正理解了科学的巨大力量，因而他的信念远比梁启超要坚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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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是真正具有现代节奏的的中国人。他一生只活了七十三岁，四十三岁之前奔波于宾幕与科举的谋生路上，真正用于创办现代事业的时间只有三十年。但在这三十年间，他创办了数百项现代事业，平均每个月就创办一项，有多项是中国第一。办的事多，兼的职也多。晚清时，他担任过商部头等顾问官、中央教育会会长、中国图书公司总经理、江苏咨议局议长、江苏商务局总经理，江苏铁路公司协理，以及多所书院的院长。进入民国后，他担任过孙中山临时政府的实业部长、北洋政府的农工商总长、全国水利局总裁、国际税法平等会会长、中国银行股东会会长、中华农学会会长、中国矿学会、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等等。如果认真考究下去，所兼的头衔恐怕也有数百个之多。
这是多么饱满的人生！
多么有高效率的人生！
他告诉我们：一个人竟然可以做这么多有益的事情！
笔者以为，他之所以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来拼搏，和他深切地体会并融入了现代世界那飞速发展的时间体系有关，他已经了解到，当时福特公司每8分钟就能生产一辆汽车，中国如果不加速奔跑，就永远赶不上现代化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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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来讲，搞现代化是先启迪民智，等人民普遍有了现代意识后，再推广现代制度，还是先建立现代制度，再逐渐将人民培养成现代的公民，这是在实践和理论上都一直在争论的问题。实际上，确实通过改良和革命，建立过数次的新制度，但都因为当局者和主体民众仍以旧的思维方式处理问题，又回归旧路，可谓屡起屡踣，搞得问题似乎成了“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了—无解！
张謇先生的一个案例让笔者找到了确定的答案。
张謇先生自己没有留过学，他一生以此为憾，便将唯一的儿子张孝若送去美国留学。张孝若在美国留学时见过汽车大王福特，福特跟他讲：“有了汽车，自然就会造路。”他回来后跟张謇讲了这句话。张謇说：“这是汽车老板的话。我以为，一定要先有路，然后才想去买汽车。”他在南通大修公路，修了五百里的公路，创办了公共汽车公司，导致一个小小的南通县，竟拥有了一百多部汽车。据身经其事的张孝若讲，不仅在江苏省，就是在全国，恐怕也没有第二个地方了。
造出新路，自然就有了新人！
这就是张謇对制度与国民性之争的答案！
笔者是极其赞同这个答案的。
现在有个词叫“路径依赖”，言制度对个人行为的刚性约束。这话成立，只要老路在，新人也会走老路的。但如果你修起了新路，旧人也会走上新路，从而变成新人！
世上又总是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建路的，一种人是走路的；建路的人总是极少数，大多数人是走路的；只要建路的少数人把路建对了，大多数人不论新旧对错，自然会跟着走的。
张謇就是这样建新路的人！
当然，拓建新路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张謇创办这么多新事业，多次经历挫折与绝望，也发过牢骚，流过眼泪，但他终于坚持下来了。
他秉持的信念简单而坚定：“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已经陷入绝望时，他说过：“即使诚终不达……亦足使天下后世尽知此时代人民固无负于国家，而转此意于将来，或尚有绝而复苏之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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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创办了那么多的现代事业，除了盈利的企业之外，那些不盈利的公用事业，如学校、博物馆、医院等，都是由其个人出资建立的，由于他总是将挣到的钱都投入到公用事业上，以致于和他一起打拼企业多年的亲哥哥张詧（chá）对他都有意见。
《张謇评传》的作者卫春回教授统计过张謇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开支。1926年以前，大生一厂用于赞助公益的部分总计69.11万两，占实际分配利润总额的5.46%，这还不包括企业在其它费用中附支和无法明确统计的部分。“如果用社会贡献率指标来衡量的话，1926年以前大生一厂的年平均贡献率为9.91%，其比例之大在中国近代企业史上是极罕见的。”卫教授评价说，“就此而言，张謇实在不是一个标准的资本家，他的经营活动背离资本主义重要的经济法则，即用有限的利润去支撑庞大的不以获利为目的的社会改造工程，这必然就会影响企业本身的利益和发展。”（《张謇评传》P331—332）
当时的南通，已经成为今天称之为“中国近代第一城”的现代城市，这个现代城市的一切，几乎靠张謇一个人在支撑着。当时就有人指出：南通的事业是个倒置的金字塔，“塔下博而上尖锐，设倒置之，则不稳，必倒无疑。”
1922年以后，北方军阀混战使大生纱厂的产品市场受到影响，同时，南通兴起多家纱织厂，纱锭增加了一倍，市场竞争的结果是导致纱布的利润率大幅度下降。大生纱厂开始进入亏损，到1924年，亏损总计超过600余万元；1925年，大生的债务增至906.9万两，占资产总额的65.7%，张謇被债主包围。1925年7月，上海的中国、交通、金城、上海四银行和永丰、永聚钱庄债权人组织的银行团全面接管大生企业，张謇虽保留董事长的名义，但实权已转至江浙财团手中。
30年之心血获此结局，张謇之心情十分悲凉，在致朋友的信中他写道：
“謇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尤不幸而抱欲为中国伸眉，书生吐气之志愿；致以爵然自待之身，溷秽浊不伦之俗。虽三十年前，反复审虑，投身实业、教育二途，一意孤行，置成败利钝于不顾，而幸而利，幸而成，又辗转而至于钝，几乎败，亦可已矣。而苦不能已，则以教育根本未完，实业替人未得，尚不可为陋巷箪瓢之颜子，即不得不仍为胼手胝足之禹稷也。”（卫春回《张謇评传》（上）P167）
文中有感慨，也有牢骚，但更多的是继续奋斗的精神。仍然以最初创业时的激情和工作强度奋斗在工作一线。
1926年夏天，天气炎热异常，已七十三岁高龄的张謇甚感不适，7月31日发烧，但第二天他仍抱病巡视治河工程。回来后终于不起，8月24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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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五蠹》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之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
以前每读到此，总不以为然，受所谓唯物史观的影响，觉得历史是群众创造的，使用那么广泛的建房、用火技术怎么可能是一两个圣人发明的！必是群众的集体创造，后人在传说中将其神化某些个人身上，杜撰出“圣人”这个概念。那时我是不相信有所谓“圣人”的。
这两年来，研读张謇先生的事迹，并亲赴南通考察。现在的南通夜间已是灯火通明，马路上车水马龙，和中国其他城市一样堵车。眼前这么繁华热闹的景象已让我们想象不出当时它没有汽车、没有电灯的样子了。在那一片黑暗的旷野中，是张謇引入了公路、汽车、电灯，凭一己之力建起了中国第一座现代城市。
是的，是一个人，不是说没有人帮助他，而是说，如果没有他领头坚持这么做，一切就都不会发生。所以，他是圣人！
凡为生民开拓新路之人，均是圣人！
也许未来史家可以如此记述：
“朦昧之世，人民孱弱，聚农为生，耕织之力仅及果腹蔽体，夜以油灯照明，不可行于风雨之中。民之至望，科举求官，出人头地，出行则以轿舆为尊，驭人类如牛马，如此者万千年余，未有变焉。有圣人作，名曰张謇，乃筑新城、办纱厂、建马路、买汽车、通电灯、用电话，一厂所产之纱布可庇半壁天下之寒生。民悦之，其时，王政已覆，民主大兴，不再以王号之，而颂张謇为：‘中国现代城市之父！’”Ω
张謇坐像
南通张謇故居濠阳小筑院内张謇的坐像，饶有深意，仿佛是百年的等待，又仿佛是前辈温暖的激励。
摄影：李寻／相机：NIKON D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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