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文化中的魏晋风骨

作者:阿斌 更新时间:2022-09-27 20:43 阅读:187

建安风骨又称建安风力、汉魏风骨或魏晋风骨,指中国建安时代(196年-220年)作品(即建安文学)中慷慨悲凉、刚健明朗的风格。


汉朝建安年间,三曹与建安七子等诗人继承《诗经》及东汉乐府优秀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一方面在诗篇中真实地描写汉朝末年的大动乱、大分裂,表现对民生疾苦的关切;同时又在诗歌中抒发一己欲在天下建立伟业的雄心壮志。


建安文学具现实性,反映汉末社会动乱的实况,作品内容充实,表现慷慨悲凉的特色;建安文学亦具抒情性,表达作者个人理想,及其拯物济世的抱负,言辞恳切,有刚健明朗的特色,后人称之“建安风骨”。其诗歌,大多情感基调慷慨悲凉,语言简练刚健,自然明白而流畅,成为后世诗歌推崇的榜样。


建安文学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


“风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自南朝至唐,它一直是文学品评的主要标准。《文心‧风骨》:“《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又如初唐陈子昂反对六朝华靡虚弱的文风,提倡追求汉魏风骨。易中天《魏晋风度》:“道德评判退隐,个人价值彰显。吸引眼球颠倒众生的,不再是功业、节操、学问,而是气质、才情、风神。或者说,正因为怀疑和否定了外在权威,才有了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酒文化中的魏晋风骨

魏晋风骨


从东汉至魏晋的二百年间,内忧外患接踵而来,政治派对立,锢之祸时常发生,而文人则首当其冲。面对政治紊乱,同僚被害的局面,魏晋文人多装聋作哑,寄情声色,或谈玄道佛,或隐居田园。更有一些郁郁不得志者,借酒浇愁,倾泻慷慨或悲凉的生命之歌。


魏晋文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诗酒结缘的代表文学之一,其背后蕴藏着丰富而高雅的酒文化。佳酿网小编且借文人骚客的酒中诗,诗中酒,散淡地话说魏晋诗歌中“风流”名士们流露出的对高雅酒文化的追求。


魏晋文学分为几大流派,以曹氏父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以阮籍、嵇康等为代表的竹林七贤的正始文学,以及陶渊明的归隐田园诗歌。他们虽文学主张不同,风格各异,但皆有以酒为“酵母”引发的佳作,在他们的“酒”文字中或隐或现地流露出了他们对时代的情感。曹操的一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便是“魏晋风流”的真实写照——沉溺酒中,无为而任性。


长期的社会战乱离愁,过于轻易的生离死别,妻离子散,使他们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可贵,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哲学观。张扬个性、醉生梦死、不受拘束的生活方式成了他们的不二之选。由此衍生出一群特殊的“风流”名士,他们以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的生活方式为时尚,对于政治,呈无为之态,率直任诞,清新脱俗。


魏晋文人纵情于酒,但“文人雅客”的身份让他们对饮酒的环境、对酌对象和对饮方式等都有着特的追求。


在环境上,要求优雅舒适,流畅快意,且遵循“春饮宜郊,夏饮宜庭,秋饮宜舟,冬饮宜室,夜饮宜月”的原则。如张正见的《饮酒》“当歌对玉酒,匡坐酌金罍。竹叶三清泛,葡萄百味开。风移兰气人,月逐桂香来。有刘将阮,忘情寄羽杯。”看,盛夏之夜,邀一好友,坐于庭中竹下,听风吹竹叶之轻铃,闻风送兰桂馨香,盛酒之器须得金罍,还得是明月当空,边乐边酌,共叙感慨。集天地人和四素于一体,只为莫负杯中美酒。


酒文化中的魏晋风骨


魏晋文人不仅追求饮酒环境的优雅,也强调“合适”的对饮之人。沈约送别范公时,曾邀其共饮,并赋诗作别曰:“勿言一杯酒,明日难再持。”别说这小小的一杯酒,待老兄你走后想与你共饮都难再持杯了,离别的感伤不言而喻。而陶渊明的《拟古》其三“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美酒佳人相映照。


在饮酒方式上,追求高雅的境界,必须琴瑟和鸣,诗酒共饮。就是边弹琴,边歌舞,边饮酒,边赋诗。嵇康说,“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足矣”,想必这也是当时大多数文人的简单而理想的生活。


魏晋风流促成魏晋诗歌中雅致的酒文化,魏晋之后的唐朝,其诗歌繁盛,达到后之态。作为中国文化的瑰宝,唐诗中富含许多与酒有关的诗歌,那么,唐诗中的酒文化又是怎样的呢?尽情期待下一篇,《唐诗中的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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