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梅煮酒论英雄,三国时期喝酒为什么都要煮热了喝?

作者:阿斌 更新时间:2022-09-27 22:31 阅读:621

三国时期为什么都要把酒煮热了才喝?而人们常说灯红酒绿,古代的酒是绿色的吗?另外,曹操为什么要割发代首?


三国人物喝酒时,往往要煮酒或者温酒,说明喝的并不是酒精度高,用蒸馏法制成的白酒,而是酒精度相对较低的米酒。因为如果白酒加热喝,由于酒精的沸点比水低,会先于水而挥发,喝起来就没有酒的味道了。在汉代,由于技术的原因,酒精度高的白酒还没有发明,因此,一般用黍或者大米酿成的酒没有采用蒸馏的方法,所以酒精度不会超过三十度。


另外,汉代三国的人喝酒还和当时的饮酒器有关。当时南北的饮酒器是不一样的,北方还继续沿用原来的青铜酒器,常见的是铜酒樽。铜酒樽除盛酒之外,还用于温酒。一九六二年在山西出土的一件汉代铜樽上有铭文“铜温酒樽”。汉代饮酒一般席地而坐,铜酒樽就放在席位的中间,铜酒樽里放着舀酒的勺,而铜酒樽也是可以加热的。


至于是加热还是不加热,要看当时的气候与温度。三国曹植《七启》诗云:盛以翠樽,酌以雕觞。浮蚁鼎沸,酷烈馨香。写的就是铜酒樽里的酒加热后热气腾腾的景象,而且用了浮蚁一词,实际就是指还没有将酒糟去掉的酒,上面还有发酵了的米粒在翻腾。


青梅煮酒论英雄,三国时期喝酒为什么都要煮热了喝?

煮酒论英雄中的刘备与曹操


但在南方,诸侯王的宫室里已经出现了木漆制的酒器。青铜酒器本来就很冷,相比南方的木制酒器,其保温性就很差。所以一定要煮热喝。鲁迅小说《孔乙己》里面,写到孔乙己光顾咸亨酒店,每次都是喊烫一壶酒,就是在冬天。这种情形和三国的情况差不多。


仔细阅读《三国演义》就可发现,只要提到温酒或者煮酒的,都不是在夏天,而是在冬天或春天,即在气温较低的时候。如《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讲枝头梅子青青,是上半年春天的时候,于是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第五回,讲的是袁绍聚集人马讨伐董卓,关羽温酒斩华雄,其事则在冬天。


人们常说灯红酒绿,为什么说酒是绿色的?


人们在形容奢侈或繁华时常说灯红酒绿,灯红很容易理解,那么「酒绿」该怎么解释呢?翻看古人诗歌,常常有绿酒一词,陶渊明有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之句,杜甫有灯花何太喜,酒绿正相亲,晏殊亦有劝君绿酒金杯,莫嫌丝管声催等句,古代的酒是绿色的吗?


最初之时,由于酿造技术落后,人们喝的是浊酒。所谓浊酒,是指将一定的粮食例如麦、黍、秫、稻、曲、等加热煮熟后,加上酒药(酒曲),短暂发酵而酿成,这样酿出来的酒其酒精浓度很低,所谓酿之一宿而成体,有酒味而已。至今江南民间的很多地方还保有这样的酿造风俗。同时,酒中的酒糟也未滤除,所以,早期人们不说喝酒而说吃酒,就是因为不仅喝酒,还要吃酒糟。


最初的浊酒由于含有杂质会略显浑浊,但仍是无色液体。在发酵的过程中,由于尚未撇出酒糟,酒面上会浮起一层淡绿色糟沫。这种淡绿色泡沫很细碎,《释名》曰:酒有沉齐,浮蚁在上,沉沉然如萍之多者。


就是说酒上的这层浮沫。这本是酒在酿造过程中一个很自然的现象,但是因为爱酒,文人墨客们爱屋及乌,开始用一些美好的辞汇形容这种浮沫,称其为“绿蚁”或“浮蚁”,并逐渐演变成为对酒的昵称。南朝谢朓在《郡卧病呈沉尚书诗》中就有“嘉鲂聊可荐,绿蚁方独持”之句,可见很早以前,人们就开始称呼酒为“绿蚁”。当然,最著名的还是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宋人杨万里在形容水质清澈时用到的诗句是:水色本正白,积深自成绿。在人们的视觉中,本来无色透明的水,由于量大而往往呈现出青绿色。因此,人们在形容水时,往往会想到绿色,如青山绿水、碧水蓝天、碧海青天等等。


同样,酒亦是无色透明物体,并且就是由水与粮食酿造而成,因此也很容易被人附会成绿色。同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绿代表着纯洁、清爽,是一种具有生命张力的颜色。


因此,在中国传统修辞习惯中,绿色常常用来形容干净、明朗、清澈之物。《水经注・赣水》的“清潭远涨,绿波凝净”就是以绿波来形容水之清澈。酒本身不仅是透明的,而且,还有极大的药用价值,善加使用,能够有效保养自身,也有生命的张力蕴含其中。因此,人们昵称酒为绿酒亦自然不过。


曹操为什么要割发代首?


青梅煮酒论英雄,三国时期喝酒为什么都要煮热了喝?

曹操割发代首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记载曹操:“行经麦中,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骑士皆下马,付麦以相持,于是太祖马腾入麦中,敕主簿议罪;主簿对以《春秋》之义,罚不加于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请自刑。”因援剑割发以置地。“


曹操这么做其实是利用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收买人心。《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儒家认为身体是父母的礼物,只有把身体保护好,才对得起父母。


正如曾子临死时要求弟子“启予足,启予手“,就是看看自己的手脚有没有受到损伤,只有这样,才是儒家真正的孝子。因为在古代,只有发配的犯人与出家的和尚才将头发剃去。头发是身体的一部分,作孝子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不能使自己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有所损伤,临死时整个身体完整地还给祖先。所以古人对于割发、剃发十分恐惧,避之唯恐不及。


汉代三国时期,作孝子是人生的头等大事,曹操割发等于宣告自己犯了不孝罪。汉代不孝罪与杀人罪几乎是并列的,所以,曹操这么一来,士兵十分感动。清人入关后,强迫汉人剃发,遭到汉人的反抗,也是受到儒家文化观念的影响。雍正年间皖南一带有一些治割辫符方在社会上流传。


雍正十三年治割辫符方上说:“如有割去辫者,用黄纸朱砂写三字,照写二张:以一张贴在割辫之处,以一张烧灰,用水冲服。“可见当时的中国人也还是认为人的头发是不可以割去的,否则就要想办法禳解。


为什么说古人剪头发是犯罪的标志?


汉代北方的“髡发’是对罪犯的一种刑罚,即将罪犯的头发剪去,作为犯罪的标志。秦律中的完刑就是髡刑,也就是剪去头发作为对罪犯的惩罚。有学者指出,髡就是剃周遭之发,以顶发作为辫下垂,并以汉墓所出奴俑为证。学者曹旅宁先生进而指出,死刑在某种情况下可减免为髡刑,髡刑与宫刑具有类似的摧残生命力的用意,但髡刑体现了古人对头发观念的迷信。


北方人对头发的这种独特的文化观念,实际上和儒家的孝社会伦理是一脉相承的。由于孝观念的作用,北方人对头发特别珍惜,像成年人平时披头散发就被认为是不合礼制,而髡发更是标明了一个罪犯的身分,也是对孝道的破坏。


汉代的画像石上有许多髡发的图案,所以汉代北方的髡发刑罚与南方的断发民俗都是颇有意思的社会文化现象,在北方人看来,这都是不孝的表现。特别是髡刑,对孝子的心理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这是一种由儒家文化规范而造成的文化恐惧心理。


有趣的是,古代中原一带的人不理发,一直是束发并将头发盘于头顶上,受了刑罚的除外。到了清代,则改束发盘顶为留辫子于脑后,也还是不理发。理发民俗的出现,是在受西化影响的民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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