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发生过数次集中的人口大迁徙，这些人口的大流动，有着巨大的意义。促进了各民族的大融合大团结；促进了先进信息技术的交流；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提升了落后地区的开发进程；促进了文化的大发展，促进了文化的创新和融合。
在这众多的信息、技术、生产力、民族、经济、人口的交流融合当中，北方黄酒的发展和改变也在其中，本次漫谈的主题我们就围绕历史上人口的迁徙展开，通过这些分析，我们会更多地理解一个具体的事物变化、发展、提升、消失、沉寂等等的原因，会更多元的溯源事物的本质。也为我们探究文化的起源找到一些线索。
今天我们能够安坐佳室畅谈人口迁徙，殊不知历史上的人口大迁徙多数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血泪史，虽然他们的流动促就了新的发展，但在迁徙的时代、稳定前的时间，劳动人民是要遭受多少的苦难，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从回顾历史中我么可能会更加知道珍惜。
北方黄酒也跟随这个大流动，或继续成为新的王权贵族的消费品，也有可能成为百姓新至宁波一带，当然最高度集中是在杭州城里。
这次移民活动，形成了今天世界上影响巨大的“客家人”族群。金入主中原不久，蒙古崛起，继续南下侵占中原。中原人不断南迁，河南十室九空，成了历史上人口最少的时期。
四、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从山西南部向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中原地区的大规模移民。
有宋以来到明初，华北平原经数百年战乱，涝蝗疫之灾也超过了任何一个朝代，人口大量亡徙。祸不单行，1350年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陷入一场空前的鼠疫之中，华北平原人口进一步损失。1381年，田野广袤，土地肥沃的河南、河北人口都仅有190万，而土地较少的山西人口却达400多万。
明王朝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朱元璋决定从山西移民填充华北平原，其中移民河南93万人，移民山东121万人，移民河北41万人。今天河南、河北、山东有很多人都以洪洞大槐树为祖居地的，这不仅是人们的代代口口相传，也见之于家谱、史册。仅豫西地区，从大槐树的移民后裔就占了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古代中原的汉族人一大半在这时已经南迁。而今天的中原人有三分之一都是当时晋南移民的后裔。
五、明末清初的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
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张献忠入川，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更大开杀戒；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据官方统计，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成都全城只剩下7万人，一些州县原有人口只剩下10%或20%。
清初的湖广填四川，湖广是个大地理概念，包括两湖、两广、江西、福建等南方省份。在一个世纪内，四川接纳移民达600多万人。当代四川人口中 80%以上的家庭是清代“湖广填四川”大移民的后裔，总数达六、七千万人之巨，在成都，这个比例更高，达95%以上。 如朱德在《我的母亲》中介绍，祖先就是湖广填四川时广东迁移过来的，陈毅、聂荣臻的先祖来自湖南，吴玉章、郭沫若的先祖来自福建，刘伯承、罗瑞卿的先祖来自湖北，邓小平的回籍祖来自广东等。
流民图（局部） 周臣（明） 纸本水墨 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藏（美国）
六、粤、闽等沿海居民的下南洋。
南洋的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10国在内的广大区域。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末年，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和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因此这种迁徙历史上称为“下南洋”。但真正意义上的下南洋是从明末清初开始的，到清朝末年达到高潮。到1905年，海外华侨总数已达700万人。
直至近代几次革命低潮时期，都有逃避政治迫害的中国人移居东南亚。下南洋的流民，来自全国大部分省区，但福建、广东人占95%以上。这与自然、人文因素极有关系。闽、粤两省海岸曲折，人民与海相习，这是内地老百姓不能相比的；两省距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路近费省。据统计，印尼两亿人口中，约一千万是华人；马来西亚两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六百万；泰国六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二千万，占了将近三分之一；新加坡三百多万人，华人多达90%，是海外华人占所在国人口比例最高的一个国家。
最早的船形酒器。该器为1958年陕西省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泥质红陶，口径4.5厘米、宽24.9厘米、通高15.6厘米， 口部呈杯状，器身横置，上部两端突尖，颇像一只小船。陶壶上端两肩上，横置两个桥形小耳，既便于提拿，又可穿绳背负，随身携带。属新石器时代半坡文化，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七、晋商和陕北居民的，形成了今天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汉族人口。
走西口的时间，大概是在明代的中期开始，那么截止时间大概到清朝末年，其中的高潮应该是在明末清初，这个时候数量是最大。走西口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由于山西当时人口比较多，所以生活比较困难；另一部分人就是由于在内蒙这一带，当时的边防需要，所以晋商就是在明代中期时候，内蒙边防的需要发展起来的。那么一部分人走西口，就是为了适应这种要求，到口外去发展商业，发展贸易，以至于到后来的票号。
所以走西口这个现象，实际上就是中国移民的一个部分。那么“西口”到底在哪里呢？它位于山西、内蒙交界处的右玉县，它实际上是长城上的一道关隘，真正的名字叫杀虎口。由于西北晋绥，内蒙古地区地区接近沙漠，土地贫瘠，还由于移民外蒙的汉族，在外蒙闹独立时，被驱逐，移民的数量有限。
八、山东、河北、河南的闯关东，形成了今天东北的多数居民。
“闯关东”是中国近代向东北移民的略称，闯关的以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人为多，而其中又以山东人为最。山东又以胶东最多，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关东之要“闯”，清王朝把东北作为龙兴之地，是不准汉族迁入的。明朝末年的汉族人，要么逃回关内，要么变为满族了。
为什么要去闯关东，因为随着日、俄势力进入东北，满清对东北的移民禁忌形同虚设，还因为随着日、俄对东北的开发，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第三，因为内地曾发生了光绪3年、民国18年、民国31年三次大灾荒，内地居民扶老携幼，结队成群，逃荒到东北，以投靠亲友，并可开种荒地。民国时期历年进入关东地区的人数多寡不一，但至少也在20万人以上，而超过百万人的年份有4年。清代、民国时期累计各超过1，000万。可以说，今天东北超过8成人的祖先，都是那个时期的移民。
九、抗日战争时期河南人沿陇海铁路的西北大移民。
河南人沿陇海铁路大规模西迁是由三大历史事件造成的：
一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开始大规模侵华，群众往西安等大后方逃亡。
二是国民政府“以水代兵”， 1938年扒开黄河花园口。一泻千里的的黄河水淹豫、皖、苏3省44县市，1250 万人受灾，死亡89万余人。
三是 1942年的中原大饥荒再一次激起了中原灾民大规模的西迁浪潮，1942年（民国31年）河南省发生了近百年来罕见的惨绝人寰的特大灾荒，米珠薪桂，饿殍载道。而当年的关中平原，则风调雨顺，获得了大丰收。
当时河南省有3000万人口，1942年——1943年因灾荒而死亡者，据官方统计竟达300万之多。多灾多难的中原人民辗转洛阳，或扒火车，或步行，沿陇海路的方向前往西北“大后方”的。
据估计，豫、皖、苏三省共有390万人，其中以河南人占绝大多数，背井离乡，他们一路乞讨，远的一直逃到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从中原到西北，漫延着一幅长长的饿殍图。
即使到现在，沿陇海铁路的西北城镇，河南人都占了很大比例，渭南、西安、咸阳占三分之一，宝鸡、天水甚至超过二分之一，以致西宁、兰州都有很多河南人，新疆每6个人中，就有一个河南人。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豫剧大师常香玉，就是在西安、天水、兰州唱红的。著名作家李准的《黄河东流去》，全面记录了河南人的逃亡苦难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