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绘画这两种艺术形式带有强烈的主观表现色彩，其意义存在于忘言之境，其结构、笔画只有在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意境中体会其味。在这种纯粹线条与结构美的自由氛围中，天然适合酒的意识的生存。书法、绘画又非常强调顿悟、灵感的作用，一幅书法或绘画作品，完全可以在直觉和灵感的作用下完成。因而，书法、绘画的创作与酒的关系更为密切。书画艺术大师们或因酒得力，妙笔生花，增添不少神韵;或借酒为题，巧构妙思，丰富作品意蕴;或在酒中觅到柳暗花明的崭新境界;或在酒中抓住那稍纵即逝的灵感火花。如同清人唐晏《饮酒芬诗》所写：
昌黎新饮酒，为文俟其醺。张侯籍酒力，草圣卓不群。古人所以饮，为屏世虑纷。酒为翰墨胆，力可夺三军。夫岂乐为此，故违沫浩文。
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在东汉时期已发展成一门有很高审美价值的艺术，出现了一批书法艺术家，其中以隶书见长，被誉为“骨气洞达，爽爽有神”的蔡琶，就是一位大名鼎鼎的“醉龙”。虽然由于年代久远，我们已无从得知这位大书法家醉眼朦胧、却下笔传神的景象，但仅从“醉龙”的雅号中就完全可以猜想到他的书法与酒是有着不解之缘的。
东晋的王羲之素有“书圣”的赞誉。他最为后人称道的作品是《兰亭集序》.据文献记载，公元353年农历三月三日，王羲之与当时名士孙统、孙绰等41人到山阴之兰亭修楔。大家修楔完毕后，曲水流觞，饮酒赋诗。当时众人唱和诗集的序言——《兰亭集序》，王羲之酒酣之后，“挥毫利序，兴乐而书……’’遒媚劲健，绝代所无”。酒醒之后，“更书数十百本，终不及之”。在酒的帮助下使他写出了后世书法家所难以企求的艺术珍品，博得一代名君唐太宗李世民的异常珍爱，推为王书，终日把玩，死后又殉葬昭陵，可见其有振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以草书见长的两位大师张旭和怀素与酒的关系也极为密切。张旭号称“草圣”，唐文宗李昂把李白诗、裴旻剑舞和他的草书称为“三绝”.张旭生性嗜酒，得意之作多写于酒酣之后，“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也呼张其页(二者合一字)”。今天能见到的遗墨《古诗四帖》，结体茂密，笔劲墨重，粗细变化多而形象丰富，颇得横壮之力和毫逸之气。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说：“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落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李颀《赠张旭》写道：“张公性嗜酒，豁达无所营。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湖精。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酒素壁，挥笔如流星。下舍风萧条，寒草满户庭。问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左手持蟹螯，右手执丹经。瞪目视霄汉，不知醉与醒.诸宾且方坐，旭日临东城。荷叶裹江鱼，白瓯贮香禾亢(二合一字)。微禄心不屑，放神于八绂(右边应改雄字左边部分)。”
怀素是一个和尚，但嗜酒如命，一日九醉，人称“醉僧”。每当酒酣兴发，遇寺壁庙墙，衣裳器皿，无不书写，自言“饮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著名的《自叙帖》长达700余字，首尾贯通，体势飞动，显示了作者精湛的功力和创造性的品格。李白也曾给予热情洋滥的礼赞：“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步。……吾师醉后倚胡床，须臾抹尽数千张。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
苏轼的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代四大家，其传世之作《洞庭春色赋》既有古搓怪石之形，又有大海风涛之气，其艺术风格的形成不无得力于酒的帮助。其诗朋书友黄庭坚曾讲：“东坡道人少时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浩;至于酒酣放浪，意忘工拙时，字特瘦劲似柳诚悬。”苏轼把自己新建的堂房取名“醉墨”，可见其对酒的感情之深。
明代遗臣朱耷更是把酒当作不可或缺的伴侣，佳作每每出于醉酒之后。人们知道他有此习惯，为得其墨宝往往“置酒招之”，待其酒酣之后，便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笔、墨、纸、砚让他挥毫，常常是“洋洋洒洒，数十幅立就”，倘不如此，“欲觅其片纸只字不可得，虽陈黄金百镒于前勿顾也”。
绘画艺术起源甚早，它十分重视艺术家人品的高雅，襟怀的超旷，尤其是对“神”和“气韵”的要求，显示了绘画艺术直觉顿悟，空灵澄澈的主观特性。显然，酒的境界有助于领会这种“神”和“气韵”，也有助于获取超越功名尘俗的品格。因而，在绘画这朵灿烂的艺术之花中，酒的作用不可淹没。
有“画圣”之称的盛唐画家吴道子，不到20岁已穷尽丹青之妙，所画道释人物，气势雄峻生动，线条遒劲圆润，衣服飘举，着色轻拂徽梁，自然超出缣素，同时兼善山水。但他无论画人物、山水均须仰仗酒力，“每一挥毫，必然酣饮”。
唐代另一位诗画皆擅的艺术家郑虔，以山水画见长，常在画上自题诗，诗书画皆妙，有“郑虔之绝”之称。他每次作画，都要先饮酒至酣，醉眼朦胧中往往精神亢奋，运笔如神。宋人郑刚中说他“酒酣意放，搜罗表象，驱入毫端，窥造化而见长性，虽片纸点墨，自然可喜”。
王洽欲作画，也须先喝个酒酣正浓，然后“以拨沉泼图障上，脚踏手扪，随其形象为山石、林泉、云霞，卷舒随意，倏若造化，不见墨污之迹”，都能自成一种意度。
自宋代以后，嗜酒的画家更多，画境酒意，相得益彰。李成作画须饮酒至酣后才落笔，往往烟云万状，栩栩如生。包鼎乃画虎名家，每每画虎前，都要先“洒扫一室，屏人声，塞门涂牖，穴屋取明，一饮斗酒”，然后一再模仿老虎的动作，体会老虎的神态，等感觉到悟出老虎的特性时，又“复饮一斗”，乘着酒兴，“取笔一扫尽意而去”。陈容以画龙见长，每次动笔前总要先饮酒至醉，让大脑高度兴奋，手舞之，足蹈之，再“信手涂抹，然后以笔成之”。所画之龙“或全体、或一臂、一首，隐约不可名状，曾不经意而皆入神妙”。范宽、郭忠恕、赵孟坚等山水画家都系“高阳酒徒”，大画家黄公望也是嗜酒如命。钱选被列为“呈兴八俊”，但他的创作均得力于酒之神助，号称“酒不醉，不能画”。
明代画家吴伟，工于人物、山水，是“江夏派”的创导者，他好“剧饮”。江南才子唐伯虎，才气过人，凡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等无一不能，无一不精。他筑室桃花坞，日与人把盏对饮，饮到酣时便挥毫作画，皆入神品。
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郑板桥，诗、书、画俱佳，但性格孤傲，其字画“富商大贾虽饵以千金而不可得”。扬州一位盐商为求真迹，选择他出游必过的一片竹林中间，事先煮好狗肉，备下美酒。郑板桥兴高采烈大吃一通后，问诸多房舍何以无字画作装饰，盐商故意道：“这一带好象没有什么有名气的字画值得我挂，只听说郑板桥水平高，但我从未见过他的作品，未敢轻信他人之言。”郑板桥豪兴顿生，研墨挥毫，把盐商事先准备的纸张“一一挥毫竟尽”。后来好多人走此捷径，板桥明知其意，但敌不过酒的诱惑，心甘情愿地一次又一次“上当”。为此，他曾有诗自嘲道：“啬彼丰兹信不移，我于困顿已无辞。束狂人世犹嫌放，学拙论文尚厌奇。看月不妨人去尽，对花只恨酒来迟。笑他缣素求书辈，又要先生烂醉时。”
真不敢设想，如果没有酒的神助，祖国书画艺术长廊里要少去几多空灵、几多潇洒、几多千古不灭的神品、几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在酒的帮助下，这些作品给人以一种特殊的感受，醉色满眼，酒气环绕，读者仿佛体会到那“别有天地非人间”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