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酒文化之所以能绵延几千年而不坠，与士大夫作为中坚力量的支撑是密不可分的。很多士大夫的生命中，酒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伴侣，既是激发灵感的工具，也是保持精神独立的慰藉。酒，差不多成了中国古代士大夫文化的一个象征符号。
酒是士大夫狂傲精神的体现。
诗酒流连，酒意诗情很自然的成为文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短歌行》）是曹操的怅惘；“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饮酒》）是陶渊明的恬淡；“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是李白的狂傲；“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凉州词》）是王翰的铿锵……文人豪放不羁的一面在酒的烘托下表现的淋漓尽致。
酒表达了士大夫自由追求的愿望。
酒，在文人的精神世界中，充当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文坛上一个个鲜活的文人形象，爱好饮酒者绝不在少数，而更有甚者以酒扬名，凭酒成器。唐代则有因杜甫名篇著称的“酒中八仙”：即贺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这些著名的酒人，其中每人都有多种流传于史册的关于酒的故事和诗文，“天生刘伶，以酒为名”的酒痴刘伶，“所以知酒圣，酒酣心自开”（《月下独酌之四》）的酒圣李白，“张旭三杯草圣传”（《饮中八仙歌》）的酒仙张旭；“每酣酒落笔，争为人所传”的酒贤苏舜钦。
而朋友相逢，握手言欢之余，文人又偏爱借酒来表达心内的欢快之情，在李白的笔下是“坐琼花以开宴，飞羽觞而醉月”（《春夜宴桃李园序》），桃园三结义的佳话也是因为有了“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三国演义》）文人可以畅快地表达心中的追求，甚至萍水相逢也可因酒逢知己而倾心相交，酒是表达文人内心真实想法的最佳工具。
酒是士大夫慰藉精神的良药。
大多中国文人的现实生活始终与潦倒、失意、贫困纠缠不清，但骨子里却有充当芸芸众生精神导师的欲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导致他们最需要酒的安慰、鼓励、麻醉。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刘伶、向秀、山涛、王戎、阮咸，他们便是为了躲避政局险恶，在酒乡中沉醉，常常借酒浇愁，以酒避祸，通过酒后狂言来发泄对于时政的不满之情。
高适长期流落在中原一带，甚至一度过着乞讨的生活，朋友相遇，却是“丈夫贫贱应未足，今日相逢无酒钱。”（《别董大其二》）；白居易被贬，寻阳江头，枫叶荻花，不能畅怀的依旧是酒——“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琵琶行》）
酒是士大夫表达自我期许的媒介。
历史上嗜酒者多狂狷之士，以酒为别名别号的也屡见不鲜，“高阳酒徒”郦食其；自称“酒狂”的饶宽；自称“酒徒”的蒋济；自称“五斗先生”的王绩；自称“酿王”和“曲部尚书”的汝南王李（王进）；自号“醉民”的诗人元结。
白居易谪江州时自称“醉司马”、任河南尹时自称“醉尹”、为太傅时自称“醉傅”、又总称为“醉吟先生”；皮日休自号“醉士”；诗僧可朋自号“醉朋”；五代后蜀常聿修自号“呷大夫”；北宋隐士种放自号“云溪醉侯”，欧阳修自称“醉翁”。
酒是士大夫享受风雅生活的伴侣。
东晋时，文人墨客还把春秋战国以来在河边举行巫术仪式的“修禊”活动，与踏青游春、宴请赋诗结合起来，形成临水宴饮的风俗。曲水流觞说的就是宴饮时，让酒杯顺着曲折的溪流漂浮，漂到谁面前谁就拿起一饮而尽，并赋诗一首。在送别的场面中也少不了离别之酒，“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渭城曲》用折柳而歌，共饮杯酒的画面将离别之意诠释得准确到位。
酒给了士大夫们快乐，给了士大夫灵感。无论是高堂宴会酒兴大发，或者独自相处浅酌小饮；不论是铁马秋风还是小桥流水，不管是潇洒自如还是沉吟抑郁，对于士大夫来说，酒赋予了他们灵性从而勾勒出快意人生，士大夫为酒所沉醉从而创作出锦绣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