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是中华古老先民用来祭祀与记事的工具，它记载了早在夏商时期先民们的生活。其中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占卜、巫术等各方面，也包含了很多关于酒的记载，成为现存的有物可考的对于酒的最早记载。
酒在夏代以前已被发明，用谷物酿酒始于新器时代，此阶段为酿酒的“萌芽期”，夏商周三代为酿酒的“成长期”。夏代酿酒技术有了一定的发展，文献中也多记载。南北朝时期的江统在《酒诰》中云：“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又曰杜康。”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战国策·魏策二》和《吕氏春秋》皆提及仪狄作酒，且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出土大量酒器。这说明，至商代，酿酒业有了大发展，视为“成长期”的典型代表。
制酒业必以农业的发达为前提。殷商时期酒文化的兴盛，最根本的原因是酿酒的原料充足。《诗经·周颂·丰年》“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诗经·豳风·七月》“二十月获稻，为此春酒。”甲骨中地名与农业有关的占相当多的分量。卜辞中多“求年”、“求雨”之记录，武丁卜辞又有向“四土”受年的记载。《诗经·周颂·丰年》记载“亦有高廪，万亿及秭”，《周礼注》曰：“米藏曰廪”。这种粮仓实属露天仓，在少数民族地区仍可见。甲骨文中的“廪”是个独体象物字，下有石块或木块垫起，上像草束盖住，实像粮仓防潮防雨之形。与此相关字又有啬、穑、鄙，皆与粮食丰收或储藏有关。卜辞中多见“省廪”“省南廪”，足见统治者的重视。
商代酒文化兴盛的标志之一就是酒的品种繁多。商代酒的品种有所增加，见于甲骨文记载的至少有三种，即酒、醴、鬯。酒即为黄酒，是有别于甜酒的一种，它是商代用曲酿酒的见证。这种酒乙醇含量比甜酒相对要高，度数也偏大。卜辞中多用酒祭祀的记载，“酉彡”字在甲骨中常见，但酒、“酉彡”并非同字。“燎、酉彡，酉彡假为槱，都是祭名，积木燎以祭。”酉彡为用酒祭祀之专用字，被视为酉彡祭，二者不可等同视之。醴是甘酒，主要用大米和麦芽酿制而成，含渣较多。甲骨文中所见醴字为“豊”，醴是一种米酒。”醴与豊视为同字。卜辞中多见“作豊”、“告豊”之记载。鬯，是个独体象物字，如米在器中酿酒之形。甲骨文学者于省吾在《甲骨文字诂林》中提到云：“鬯或以为酒名，或以为草名，千古聚讼。实则契文金刻以及典籍，鬯均以卣计。鬯即象酒在器中之形，鬯之为酒不为草，当成定论。”即鬯为之酒也，且为香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