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一种用谷类或果类发酵酿制而成的饮料，以其对人的味觉和神经特有的刺激，从问世的第一刻起，就以巨大的诱惑力干预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严峻地考量着人的智慧和自制力。适时适度、重情重礼、三杯两盏、见好而收则既可优哉游哉、快慰身心、雅趣盎然，也可兴观群怨、和乐亲友、美化氛围。而肆情纵意、滥饮狂喝则害人害己，轻者自戕，重者坏事，乃至毁家灭族，亡国亡天下。华夏数千年青史，“酒”字常常闪现简策，那些把酒临风潇洒倜傥的片段，读来固然令人口齿溢香、心生艳羡，而那些酒污斑斑恶臭熏天的篇章，却更让人拍案惊叹、扼腕唏嘘。就中尤以被旧史家称颂备至的上古三代，竟然接踵自沉酒海，最为发人深思、催人猛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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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 [保存到相册]
夏：禹的警示与太康和桀的反弹
禹是我国上古第一个王朝夏的奠基者，创制垂范，对后世影响巨大深远。
《世本·作篇》记载，最早发明造酒技术的仪狄、杜康，均为禹的臣属。而禹乍饮之后，就对酒本能地心生恐惧。《战国策·魏策二》对此作了颇为传神的记述：“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仪狄堪称造酒高手，所造之酒也堪称美酒，又是禹的爱女让仪狄精心为禹所造，禹却从这酒的甘美之中，尝出了酒的巨大危害：执政者若沉湎其中，被其“甘美”麻醉，就会给国家造成巨大灾难!于是当机立断：从此再不饮酒，再不亲近用“甘美”讨好自己之人。“恶旨酒而好善言”(《孟子·离娄下》)，遂成为禹标志性的为人从政之风。据《古文尚书·虞夏书·五子之歌》，为了让子孙和自己一样，对酒的危害高度警觉，禹还把戒酒和戒色、戒奢一起，写进了祖训，警告道：“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彤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然而，无论禹怎样严格示范，严词训诫，都无法让他的后嗣挣脱酒的魅惑。到禹的孙子太康之时，已将禹苦心留下的祖训忘得精光。太康迷恋女色，纵情游猎，高屋广厦，穷极华丽，歌舞不停，狂饮不已，致使政务荒废，民心日丧，全面踏上禹所警戒的亡国之途。一次，太康出京游猎，京城和大片国土遂被夷羿一举攻占，“因夏人而代夏政”，另立有穷氏政权。
禹和其子启千辛万苦创建的夏王朝，仅仅传了三代，即因酒而亡。太康也就成为华夏史上第一个因酒丧政的亡国之君。
太康被夷羿推翻后，其弟仲康联合夏王朝部分贵族，偏守一隅。就在这苟延残喘之隅，一些大臣仍然继续着太康时期的酗酒之风。负责观测天象、制订历法、预报灾异的天官羲氏、地官和氏，“沉乱于酒，畔官离次，俶扰天纪”，沉醉酒中，擅离职守，把天时历法搞得一塌糊涂。有一年的九月初一，发生日蚀。因为没有预报，一时间人心惶惶。慌乱之中，“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盲乐官奋力击鼓，小官吏四处安抚，老百姓奔走相告，大家齐心营救太阳。本应负主责的羲氏、和氏，却“酒荒于厥邑”，在其封地饮酒作乐，“昏迷于天象”，对这次日蚀全然无知，事先既无预报，事后又无动于衷。天怒人愤，仲康于是派胤侯率兵前往羲和封地，对两人来了个“杀无赦”(《古文尚书·虞夏书·胤征》)。
羲、和两氏，本自尧时即世掌天地四时，中历舜、禹、启、太康之时，数百年间，代居显位，至此竟于顷刻之间，毁败于酒。仲康时的羲氏、和氏，遂成为华夏史上第一批因酒丧命败族的高官。
太康亡国四十年后，其侄孙少康方推翻有穷国而重振夏王朝。禹奠夏基，少康使己覆亡三代的夏得以再造，在夏王朝的发展史上，少康和禹一样功德无量，备受夏人崇仰。但禹“绝旨酒”，少康却颇重酒，《世本·作篇》在“仪狄造酒”、“杜康造酒”之后，赫然写道：“少康作秫酒。”秫就是高粱，也指秫稻，糯米的一种。用高粱或糯米酿酒，在我国长期风靡，至今如之，其发明者竟是四千多年前夏王朝的中兴之主少康。
少康造酒，可能与其特殊的人生经历有关。年轻的时候，少康为躲避有穷国的迫害，曾在一个小诸侯有虞氏属下当庖正，掌管膳食和后勤。其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据《世本·作篇》，少康不仅“作秫酒”，还“作箕帚”，发明了打扫卫生的工具。少康作秫酒，在华夏酒史上，应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贡献。但随着酿酒技术的提升，酒对人的魅惑力也必然加强，禹的警示就更可能成为一声全然无用的浩叹，而太康的悲剧就愈发容易重演。于是，少康一手从酒海里打捞出沉没三世的夏王朝，一手又诱引被其中兴的夏王朝再次滑向酒海。 一个“酒”字，令夏王朝成也少康，败也少康。
到桀继位以后，实在扛不住美酒的魅惑，怎么喝都难尽兴，于是一个如海酒池，横空出世于王宫瑶台之上。池以酒糟筑堤，堤之高大，十里之外都能看见。池中注满美酒，池之深广，可以行舟。桀和其爱妃妹喜在成群宫女、佞臣陪伴下纵饮其上，还嫌不尽兴，又别出心裁，“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组织起一支浩浩荡荡的助饮大军，随着一声鼓响，三千人一齐扑向池中狂饮猛喝。有时还用绳子拴住助饮者的脖项，令其真个如牛一样趴在池边喝酒，醉后掉在池中被酒淹死，桀和妹喜看着取乐。将酒饮到这个份儿上，真可谓登峰造极，桀人性的荒唐丑恶，为政的荒淫残暴，及其必然灭亡的命运，也被酒展示得昭然若揭。《尚书大传·汤誓》说：当时被迫助饮的夏朝臣子：“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公然离开夏朝，投奔正积聚力量准备灭夏的商侯汤。贤臣伊尹临离开前，想劝劝桀，举着酒杯对桀说：“大命至矣!亡无日矣!”天命将尽了!国家快完了!再不能这样喝下去了!被酒精刺激得狂妄至极的桀，哪里听得进伊尹的谏言?他“拍然而抃，盍然而笑日：‘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犹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曰亡吾亦亡也。”’(《韩诗外传》卷二)竟拍手大笑，斥责伊尹的忠告是“妖言”。因为在桀的醺醺醉意中，他就是朗照长空的太阳，太阳不会灭亡，他的王位也将永远传下去。在家天下时代，最高统治者荒唐如此，昏暴如此，其人其国不灭，天理都不容。汤趁机率兵讨桀，鸣条一战，雷雨助威，商军大败夏军，桀被汤生擒后流放而死。传十四代，历十七君，四百多年的夏王朝遂被商王朝取而代之。
夏王朝最终彻底覆灭，原因众多，但酒之强力魅惑，桀之狂喝滥饮，无疑是因素之一。
商：汤戒酒兴邦，纣沉酗亡国
取代夏王朝的商，不过是夏众多属国中的一个小候国，虽历史和夏一样悠久，但直到汤继位商侯的时候，方圆仍仅七十里。
汤的七世祖亥，经常领着族人赶着牛车，驮着货物到各地进行贸易。一次到有易国，受到热情接待。那时候，夏王少康刚刚改进造酒技术，秫酒正盛行于世，有易国的接风盛宴上，自然少不了这种时尚美酒。温饱思淫欲，酣饮催淫行。亥竟乘着酒兴，强行和有易国舞女发生关系。有易国人深感受辱，遂将亥杀死。亥发明用牛驾车，有力地促进了商的畜牧业和商业，对商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商人对亥特别怀念，对亥因酒色丧身的教训记忆也特别深刻。汤继位商侯以后，又亲眼看到夏桀因酒丧德乱政，将夏王朝日益推向末路。所以，严厉戒酒就成为汤兴商灭夏的一个重要决策。正是力行戒酒戒奢、励精图治、推行仁政，汤最终“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管子·轻重》)。
刻骨铭心的家族远年痛史，历历在目的桀的败亡教训，辉煌成功的自警自励，使汤和禹一样，对酒的危害始终高度警觉。汤将毁家祸国的恶行归纳为“三风十愆”，说“卿士有一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而将“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毫无节制地饮酒作乐，列于诸种恶行之首。不仅卿士和邦君自身必须坚决摒斥之，其身边的臣属也应时时对卿士和邦君进行匡正，“臣下不匡，其刑墨!”仅仅是不能帮主上杜绝“酣歌”“恒舞”，竟然就要在臣属脸上刺字涂墨，刑罚之重，显然失当，却正反映出汤对最高统治层酗酒恶习的深恶痛绝和必欲将其彻底根除的决心。
夏桀之时，伊尹曾尽忠心，劝其悬崖勒马，戒酒自新，桀拒而不听，伊尹遂投奔商汤，做了“殷革夏命”的元勋。汤死后，伊尹又辅佐汤的嫡孙太甲。在太甲正式继位那天，伊尹主持举行隆重仪式祭祀汤，在汤的神位前，当着全国侯服甸服君长和王朝百官的面，伊尹庄严地阐释了汤关于“三风十愆”的警示，训导太甲：“呜呼!嗣王祗厥身，念哉!圣谟洋洋，嘉言孔彰。”(《古文尚书·商书·伊训》)啊!刚继位的王，一定要用“三风十愆”警戒自身，要念念不忘啊!汤王的教诲多么神圣，美好的语言把道理讲得多么明白!虽说太甲最初并没太拿伊尹这次训导当回事，“不遵汤法”，暴虐乱德，被伊尹流放桐宫，三年以后方悔过向善；但太甲最终能成为商王朝一代明君，令“诸侯成归附，百姓以宁”，被尊为“太宗”(《史记·殷本纪》)，嗣位那天，伊尹向他传述的汤对“酣歌”“恒舞” 的警示，无疑奠定了重要基础。
到商朝的末帝纣，便将汤的警示和伊尹的训导：甚了个一干二净，竟以“酣歌”“恒舞”为主业，没完没了地沉溺其中。纣和桀一样，在宫中“积糟为丘，流酒为池”，径直将王宫做了酒海。纣比桀走得更远，还在酒池边“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史记·殷本纪》)。逼令侍从如同野兽样原形毕露，肆无忌惮地吃喝淫乐，把糜烂放纵的氛围烘托到极致。纣开始还担心酒喝的时间长了，昏头昏脑，会忘记具体年月日，时不时询问身边助饮的人，渐渐身边助饮的人也醉得一塌糊涂，也已不知时日，于是派人问贤臣箕子。箕子感叹道：“为天下主，而一国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国皆不知而我独知之，吾其危矣!”慑于纣的淫威，箕子虽异常清醒，也“辞以醉而不知”(《韩非子·说林上》)。
纣就这样经常沉溺酒海，夜以继日，日以继夜，最长的一次据说连续喝七天七夜，成为饮酒史上空前绝后的记录。《新序·刺奢》讲，战国初年，赵襄子一次设酒宴，连喝五天五夜，兴致依然很浓，颇为自己的酒量自豪，向身边的侍从夸耀道：“我诚邦士也夫!饮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在喝酒方面，我实在算得上“国士” 了，连喝五天五夜都没醉倒。一个名叫优莫的侍者反讽道：那您就再接再厉，继续喝吧!“不及纣二日耳。纣七日七夜，今君五日”。纣创下的记录是连喝七天七夜，您才五天五夜，比纣还差两天两夜呢。纣是臭名昭著的亡国之君，而赵襄子却是晋国新兴势力的代表，正力图大兴赵氏，自然不敢步纣的后尘，己快热昏的酒意，顿时被吓退了，惊叹道：已经和纣差不多了，我岂不是也要完蛋了!优莫欲进故退，答道：您还完不了。赵襄子惊魂难定，感叹道：只比纣差了两天，不败亡，还能有啥好结局!优莫见赵襄子己对酗酒之失深感痛悔，于是直言谏道：“桀、纣之亡也，遇汤、武。今天下尽桀也，而君纣也。桀、纣并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夏桀和商纣酗酒败亡，是因为他们碰上了英明的商汤和周武王。如今各国诸侯和执政大夫都和您一样滥饮成风，他们都如同桀，而您如同纣，桀与纣彼此彼此，谁也灭不了谁，所以您暂时还亡不了。不过再继续喝下去，那可就难说了!赵襄子听从了优莫的谏言，当即停止了长夜之饮，奋发求治，终成赵国一代英主。
正如优莫所言，当纣没日没夜浸泡于酒海之时，商王朝西陲的小侯国周正悄然雄起，潜谋灭商。周文王用兵蚕食商王朝，在大败亲商的黎国之后，商朝贤臣祖伊深为商王朝的命运担忧，急忙向纣进言：上天怕是要终止我们殷商的国运了，“惟王淫戏用自绝”(《尚书·商书·西伯戡黎》)，王这样纵情于酒色之中，是自绝于天啊!纣根本听不进去，继续在酒海逍遥。纣的哥哥微子在多次规劝均遭拒斥后，找老臣父师、少师诉说心中的忧惧道：“我祖厎遂陈于上，我用沉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我们先祖汤制订的成法还摆在面前，我们当今的王却反其道而行之，沉溺酒中，败坏了先祖传下的美德。搞得天怒人怨，“小民方兴，相为敌仇”，老百姓纷起反抗，与王朝为敌。“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当今的殷王朝恐怕快完了，没救了，就好像一个人身陷大水之中，想逃出，却找不到渡口，寻不到河岸。父师也哀伤不已：上天已降大祸给商王朝，王却“方兴沉酗于酒”(《尚书·商书·微子》)，酒正喝在兴头上，继续强行暴政，用残杀和重刑大肆剥夺民财。纣显然已不可救药，因此，父师和少师都劝微子逃离王朝，微子遂去。
众叛亲离，纣反倒觉得耳根清净，酒越发喝得淋漓痛快。不过，纣的“长夜之饮”越长，给周灭商腾出的时间、创造的良机就越多。周文王时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周武王遂在此基础上，于牧野一战而灭商。据《古文尚书·周书·泰誓》，周武王在孟津大会诸侯，率师伐商，曾三次誓师，作《泰誓》三篇，历数纣“弗敬上天，降灾下民”的罪行，而将“沉湎冒色”列于首条，痛斥纣“淫酗肆虐”，“秽德彰闻”。牧野决战之时，周武王所率主力，不过“戎车三百乘，虎责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及“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而纣的兵力则是七十万。就数量而言，商王朝的兵力远远大于周。但纣早已被民意唾弃，商军将士都希望周军尽快打入商王朝的都城，所以战斗一开始，商军就反身给周军开路，引领着周军向王宫进攻。纣只得只身逃进王宫，“屏遮而自燔于火”。先把自己遮挡严实，然后再引火自燔，《逸周书·克殷解》这一记述，说明纣在决定自杀前，己自觉无脸见臣民，终于从深深的酒意中彻底清醒了。
传三十一世，历二十九王、六百馀年的商王朝遂被周王朝取而代之，纣也成为华夏史上又一个因酒亡国，且死得最惨的君王。
西周：文王之规、周公之诰与厉幽晦明沉湎
周文王初年，周还是商王朝西部边陲一个不起眼的小侯国，是商王纣长期沉溺于酒，荒国政、丧民心，催生了他兴周灭商的宏图远谋，同时也让他本能地对酒的摧毁力心生恐惧。据《尚书·酒诰》，周文王常常从早到晚，不厌其烦地告诫子孙、官员和依附于周的诸侯：“无彝酒!”不许经常饮酒!并进而作出严格规定：“饮惟祀，德将无醉!”只有祭祀的时候才能饮酒。饮酒时，必须用道德人品约束和自励，不能喝醉了!还要“惟土物爱”，想到农夫在田间生产这酿酒所用粮食之不易，实应无比爱之惜之，从而使“厥心臧”，把酒牛悯，润泽美善心灵。一是要少喝；二是不能随便喝，要限制在祭祀之时，向神灵先祖感恩祈福才能喝；三是要喝出酒德，绝不能醉；四是要升华境界，喝出惜物爱民之心。很显然，周文王这饮酒四规，完全是针对商纣王糜烂放纵的酗酒恶行而定。周之兴也勃焉，商之亡也忽焉，两种截然相反的酒风，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周武王灭商以后不久去世，成王继立，因其年幼，周公代成王治国，摄天子之位，在平定殷商故地的叛乱之后，以其地建卫国，封少弟康叔为卫君，统治殷商馀民。殷商虽灭，其故地长期形成的酗酒之风仍在。这种恶习，既是诱发殷商馀民趁酒作乱的潜在危机，也很有可能感染新建立的卫国统治者，为害极大。富于远见的周公因之作《酒诰》，训诫康叔，“告以纣所以亡者以淫于酒。酒之失，妇人是用，故纣之乱自此始”(《史汜·卫康叔世家》)。
周公首先重申文王只能在大祭时饮酒的训令，并进而指出，这也是上天的旨意，因为上天造酒，就是为祭祀之用。违背了这个限定，随意纵酒，上天就要降下灾祸，严厉惩罚。诸如臣民作乱，家国丧亡，“罔非酒惟行”，“罔非酒惟辜”，无不都是酗酒造成。
接着，周公又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戒酒还是酗酒对家国兴亡的重大影响。周公告诉康叔，周之所以能取代商而王天下，都是因为“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能够遵循文王的教令，不喜饮酒。商王朝之所以能从汤一直传到纣的父亲帝乙，也是因为历代商王和其臣属都不敢“崇饮”，不敢聚众饮酒，“罔敢湎于酒”，不敢沉溺于酒。而纣则“酣”，“惟荒腆于酒”， 一味纵酒淫乐，影响所及，“庶群自酒”，群臣也跟风酗酒。一时之问，“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酒气熏天，天因此把亡国之祸降于商。“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如今殷商己因酒而亡，我们岂能不重视这个教训?
周公要求康叔及其治下的臣属：“刚制于酒!”一定要强行戒酒!如果是随康叔到卫国的周人“群饮”，则“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 统统逮起来押回周京，我杀了他们!如果是殷商旧臣“湎于酒”，暂不杀，先教育，若仍不悔改，“同于杀!”同样杀掉!
最后，周公再次训令康叔：要长记我的告诫，不要让你的臣属“湎于酒”!
杀气腾腾，措施严厉，针对具体，切实可行，周公《酒诰》，可谓史上最严的戒酒令。治乱世用重典。康叔到卫国后，照之施政，“民大悦”，深受百姓拥戴。
周公摄政七年，成王已长大成人，周公遂还政于成王。时天下己治，周公怕成王因此安于享乐，荒废政务，在还政时，谆谆告诫成王，万不可贪图安逸，像商纣王那样“迷乱，酗于酒德哉”(《尚书·周书·无逸》)。从历史记载来看，成王及其子康王，很好地贯彻了文王之规和周公之诰，他们所成就的辉耀史策的成康之治，文明、节制的酒风，无时不轻飏其间。
到厉王、幽王的时候，酗酒之风又如夏桀、商纣之时，再度刮起，且愈刮愈猛，彻底压倒了文王、周公培育的酒德酒风，终于刮塌了西周王朝。
《诗经》的《小雅》《大雅》中，有很大一部分诗篇是西周厉王和幽王时期的诗人讽刺时政之作。其中，《小雅·小宛》记述了厉、幽之际西周统治层中酒风的转变：“人之齐圣，饮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从前聪明正派的君子，饮酒儒雅有克制。如今昏庸无知的糊涂虫，聚众滥饮，日甚一日。诗的作者从这种酒风的转变中，预感到国运的转变，警告道：“各敬尔仪，天命不又!”各位可要自尊自重，不然国运将一去不返!但有谁听他的呢!《大雅·荡》是《诗经》里的名篇，是大臣召穆公专为讽谏周厉王而作。诗中假托周文王慨叹商纣王违背天道，酗酒失德，写道：“天不湎尔以酒”，老天不让你酗酒，你却“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没日没夜沉溺在酒里，醉得狂呼乱叫，醉得昼夜颠倒。正告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殷商的前车之鉴并不遥远，夏桀酗酒亡国就是教训。诗人已是向周厉王直呼：再这样喝下去，夏桀、商纣就是你的结局。
周厉王在历史上是以严刑止谤出了名的，自然听不进召穆公的诗谏，愈发变本加厉地喝滥酒、施暴政。皇甫谧《帝王世纪》于周厉王，仅用了八个字：“荒沉于酒，淫于妇人。”其结局果然是步夏桀商纣之后尘，被国人赶出京城，在外流亡十四年而死。
周厉王被赶下台后，经召公、周公“共和”执政十四年的调整，厉王之子宣王近半个世纪的励精图治，周王朝本己“中兴”，及至宣王之子幽王继位，酗酒恶风继起，周之国运遂陡然急转直下，终趋崩溃。
据《毛诗·序》，《诗经·小雅·正月》是当时大夫讥刺周幽王之诗。其中写道：“彼有旨酒，又有嘉肴。洽比其邻，昏姻孔云。”他喝的尽是好酒，他吃的全是美味。与他一起吃喝的，都是他亲近的狐朋狗党。清代诗经学者方玉润指出，这是直斥周幽王“纵酒宣淫”。《小雅》里的另一首诗《宾之初筵》，则是卫国国君武公专为讥刺幽王酗酒而作。时“幽王荒废，媒近小人，饮酒无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卫武公入朝，见之而叹，遂作此诗。诗中如描如绘地记述了当时王宫酒宴上，君臣纵酒后的种种醉象。“日既醉止，威仪幡幡。舍其坐迁，屡舞仙仙”。他们都已喝醉了，威严庄重全不见。离开坐席到处跑，左摇右晃脚打颤。“宾既醉止，载号载呶。乱我笾豆，屡舞僛僛”。他们已经醉满堂，又是吼来又是嚷。席上食器全弄乱，晃晃悠悠步踉跄。“是日既醉，不知其邮。侧弁之俄，屡舞馐馐”。说是已经喝醉了，礼呀仪呀不管了。歪戴帽子斜走路，悠悠晃晃身轻佻。已经醉到乱到这种程度，依然“醉而不出”，继续狂饮混闹。真是礼仪丧尽，丑态百出，全然没有一点王者气象。刘向《列女传》也说，周幽王“饮酒流湎，倡优在前，以夜续昼”，没明没黑地泡在酒中，并令倡优助兴。就这样还觉得没有玩儿到位，竟然发昏到动用国防警报，在骊山上欢宴之时，多次举烽燧、擂大鼓，诓骗全国各地诸侯纷纷率军奔赴骊山下，以博陪酒的美女褒姒一笑，结果失信于诸侯，最后被犬戎攻杀，历时二百五十七年的西周也随之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