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被自己的同门师兄李斯陷害而死之后，有很多人很同情他。
韩非贵为韩国公子，却得不到韩王重用。韩非师从荀子，但思想的观念却与荀子大不相同，却“喜刑名法术之学”。韩国在战国七雄中是最弱小的国家，韩非身为韩国公子（韩桓惠王子)，目睹韩国日趋衰弱，曾多次向韩王上书进谏，希望韩王安励精图治，变法图强，但韩王置若罔闻，始终都未采纳。这使他非常悲愤和失望。他从“观往者得失之变”之中探索变弱为强的道路，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发了忧愤孤直而不容于时的愤懑。
后来这些著作流传到秦国，秦王嬴政读了《孤愤》、《五蠹》之后，大加赞赏，发出“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可谓推崇备至，仰慕已极。秦王嬴政不知这两篇文章是谁所写，于是便问李斯，李斯告诉他是韩非的著作。
秦始皇为了见到韩非，便马上下令攻打韩国。韩王安原本不重用韩非，但此时形势紧迫，于是便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政见到韩非，非常高兴。然而韩非却未被信任和重用。
韩非曾上书劝秦始皇先伐赵缓伐韩，由此遭到李斯和姚贾的谗害，他们诋毁地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遣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赢政认可了他们的说法，下令将韩非入狱审讯。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自杀。韩非想向秦始皇自陈心迹，却又不能进见。
秦始皇有很多功绩，杀韩非，也应算是一桩功绩，至少让韩非从痛苦中解脱了，至少表明，始皇帝还有人之为人的基本理性。
始皇帝犯下的最大的错误就是焚书坑儒，那是怀有和韩非一样黑暗思想的李斯的“杰作”。
韩非死后，他的法家著作被后人存留下来，但后人却对韩非的思想实践的很少。韩非子的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黑暗的深度。
韩非思想出现战国末期，先秦诸子各派思想均已创立，因此，从独创性角度来看，韩非是缺少原创性的，他的思想都是继承前辈思想家的。
他继承了道家的以阴克阳的阴谋学说，继承了荀子（儒家）的“性恶论”，继承了法家各派的思想，如商鞅提出的“法”、慎倒提出的“势”、申不害提出的“术”等等。
他的贡献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把这一切学术都推到了极端化。
韩非子的全部思想出发点就是尊君，先秦诸子没有不尊君的，但没有像韩非这样尊君尊到无以复加的绝对程度的。
首先，他认为只要是君就得尊，无论这个“君”是好是坏、是贤是恶，哪怕像夏桀、商纣这种公认的恶君、暴君，也得“尊”；因为在韩非看来，这些人和推翻他们的商汤、周文一样，都是君，没差别。商汤、周文能推翻夏桀、商纣，不是因为他们贤，而是因为他们更恶；不是因为他们有道德优势，而是因为更善于使用阴谋诡计。即他所说的“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察四王之情，贪得之意也；度其行，暴乱之兵也。”（《韩非子·说疑》P637）
其次，韩非认为，在君主面前，“臣”与“民”均是猪狗草芥之类的东西。他们活着就是为了任君王差使奴役的。他明着说：“能治住臣下的，就是明君；能听话干活，尽心尽力拥戴君主的，就是贤臣”（原话是“夫所谓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谓贤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职以戴其君者也。”《韩非子·忠孝》P740）这种定义，完全抽象掉了对“君”“臣”各自独立的道德要求，只从听命与服从的角度定义社会角色，将权力关系绝对化了！
而且，他还明确地认为：“仁义道德”是导致国家危险的因素，人君不能讲仁义，一讲仁义，国家必将危亡，《韩非子》全书都浸透了这种精神。
臣是什么呢？他说“若如臣者，犹兽鹿也，唯荐草而就”。（《韩非子·内储》P339）“民”对“君”的意义是什么呢？韩非说得赤裸裸，“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韩非子·六白》P658）说白了就是：人民对于君主的意义就是和平时出力干活儿；危难时，就去送死！这完全是赤裸裸地以人民为草芥！与韩非子同时代的儒家、墨家、杂家，均不能接受这种赤裸裸的对人民的践踏，何况我们今天这些现代人。
韩非对人性的洞察片面而深刻，他对人性中脆弱的一面、自私自利的一面、黑暗的一面，有着深刻的洞察；但却忽视了人性中光明的一面，或者一概而论地归入阴暗的那一面。
韩非的全部文章都充满了令人紧张的神经质，在他眼里，没有一个人是好人，全是坏人。所有公认的古代贤人：管仲、子产、孔子，以及再古远些的伊尹、周公、尧、舜、禹等，都是坏人、小人；秦始皇身边的所有被重用的大臣都是奸臣，由于他带着有色眼镜，还真能找出这些人的“奸佞”的证据。对皇帝无限忠诚的只有他一个人，而他自己，除了叨叨如何防范大臣、如何装神弄鬼愚弄属下外，在内政外交上，毫无有建设性的建议。他营造的是一种人心唯危的恐怖主义氛围：皇帝不信任臣下，臣下都各自谋划自己的出路，甚至想谋反。从心理上讲，与他近距离的频繁接触，秦始皇可能已经被他过于神经质制造出的恐怖氛围给吓着了。
从实际政治过程来看，尽管朝臣们多少都有自己的小心思，但总体上，皇帝与大臣之间必须有基本的信任关系，如果没有这种基本的信任，皇帝一定生活在随时可能被大臣们谋杀的恐惧中。所以，韩非所说那么极端的情况是不存在的，但他反复说，就容易造成上下猜忌、离心离德的情况出现，他几乎指名道姓地批评了秦国当时一切“当涂之人”（就是得到皇帝信任、器重的重臣）。通俗些说，韩非的到来，破坏了秦国朝堂的团结，破坏了君臣信任、上下同心的政治生态，秦始皇也听完了他思想中的有益部分，现在，再留这个人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只好把他杀了。至于是谁动的手，倒无关紧要，准确说，是秦始皇借李斯之手杀死了韩非，让李斯承担这个罪名，以免影响了自己招纳贤才的美誉。
春秋战国，是中国智慧初萌的少年时期，诞生了多位思想巨子，毫无疑问，他们是有智慧的人。但是，从现代的观点看来，他们的智慧只是初民社会刚进入文明社会的早期智慧，虽然有着质朴无伪的力量，有着直觉主义的深刻，但也有初始期的粗糙、偏狭、肤浅、野蛮、残忍，对于先秦诸子，应该阅读、应该理解，但不能过于美化，该批判的地方一定要予以批判。
先秦诸子，对于天道只是提问、未知深浅；对于人道，只是略有感知，未能形成信念。
现代文明对于天道，已有更多的探索，已经知道在人类可知的范围内没有神仙；对于人道，经文艺复兴之后，已建立起以人为本、自我完善的信念。相比之下，先秦诸子思想中的野蛮与血腥就远离人类之道，是人类应该告别的少年期的错误。
韩非，我们先祖中的一位具有典型主义的错误的思想家，应该矗立在那里，提醒我们：黑暗是有尽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