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往往与诗伴行，成为一个时代精神最生动而形象的标本。在经历了盛唐“与尔同消万古愁”的豪气干云，中唐“能饮一杯无”的深沉细腻之后，到晚唐不免有些“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幽怨与哀愁。
晚唐时期，唐帝国衰亡倾覆的危机进一步加深。朝廷内陷“牛李”党争，两大党派对峙，水火不容。凡牛党的言论，李党一律驳斥；凡李党的举措，牛党一概抵制。万事只管党派利益，不问国家兴亡。而藩镇也日渐强大，逐渐摆脱朝廷了控制。政治昏暗、潘镇割据，导致战乱频发、赋税加重，民生凋敝。
王朝的危机，让诗人的心态也随之发生巨变。从现存的文献中，诗人很少发出“为人生”的咏叹，更多的精力则在倾心于“为艺术”的隐逸世界。一方面，盛唐已经成为诗人们记忆中的回响，“自将磨洗认前朝”，他们也会发出“为人生”的咏叹，但难免有“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忧伤。另一方面，他们在“为艺术”的道路上苦苦寻求着精神的慰藉。以“推敲”闻名的苦吟诗人贾岛，就出现在这一时期。而更多的诗人，则选择了诗酒自适的隐逸生活。
苦吟诗人酒快乐
晚唐的诗酒境界，往往为酒文化学者所忽略。虽然有点滴的研究，但罕见有对这一群体的系统研究。实际上，在苦吟成性的晚唐时期，诗人们的精神世界里，酒，既是他们抒发愁绪的自留地，也是他们轻松快活的梦工场。这一点，与同处动荡和政治高压时代的魏晋时期名士以酒避祸的做法，明显不同，而且酒中的苦涩减少而醇美增加。
“清明时节雨纷纷，行人路上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家喻户晓的诗歌，出自晚唐大诗人杜牧之手。杜牧是《通典》作者杜佑的孙子。他继承了祖父的衣钵，一生醉心于研究“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今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创作了大量以怀古咏史“为题材的诗歌。他才华横溢、抱负远大，但却郁郁不得志，于是饮酒赋诗，就成了他精神领地一道坚固的篱笆。
“但为适性情，岂是藏鳞羽。一世一万朝，朝朝醉中去。”（《雨中作》）。酒诗在杜牧诗歌中的比重丝毫不亚于咏史的作品，甚至很多咏史诗中也以酒为转题，表达报国无门的愤懑之情。其中以《感怀诗（时沧州用兵）》最为典型。唐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横海节度使叛乱。次年，朝廷派兵平叛。杜牧时年25岁，少年气盛的他希望一展雄才，于是写下了这首长达106句的长诗，总结了唐王朝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得失，又提出来自己的军事设想。但事实上，他只能过过嘴瘾。“叱起文武业，可以豁洪溟。安得封域内，长有扈苗征。七十里百里，彼亦何尝争。往往念所至，得醉愁苏醒。韬舌辱壮心，叫阍无助声。聊书感怀韵，焚之遗贾生”。在诗歌的结尾，他也只好借酒浇愁，发发牢骚而已。
在酒的世界里，杜牧的意志是完全独立而自由的。“生前酒伴闲，愁醉闲多少。烟深隋家寺，殷叶暗相照。独佩一壶游，秋毫泰山小。”（《独酌》）、“秋醪雨中熟，寒斋落叶中。幽人本多睡，更酌一樽空。”（《醉眠》）、“樽酒对不酌，默与玄相话。人生自不足，爱叹遭逢寡。”（《赠宣州元处士》）、“云罍看人捧，波脸任他横。一醉六十日，古来闻阮生。是非离别际，始见醉中情。今日送君话前事，高歌引剑还一倾。江湖酒伴如相问，终老烟波不计程。”（《自宣州赴官入京，路逢裴坦判官归宣州，因题赠》）。杜牧或纵情山水，或怡然自足，或聊发幽思，偶尔也会开一下诸如“金钗有几只，抽当酒家钱”（《代吴兴妓春初寄薛军事》）的玩笑，“嗜酒狂嫌阮”（《自遣》）。即使年届四十，黄州刺史任上，杜牧却仍然借佯狂避祸的阮籍的故事，来自我排遣变幻无常的人生经历。
晚唐与杜牧齐名的大诗人李商隐，素以朦胧诗而闻名。虽然酒趣不及杜牧豪放天真，但也有几首清丽而明快的酒诗。
白居易创作《长恨歌》之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故事掩盖了马嵬之变以来的政治危机。但李商隐的《龙池》：“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以酒为题，一醉一醒的对比，寥寥数笔，将那场父夺子妻的丑闻真相一语点破。在李商隐的这首酒诗之中，我们感受不到他朦胧而凄艳浑融的风格，相反却是一剑封喉的力道。
再例如，“寻芳不觉醉流霞，倚树沉眠日已斜。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 （《花下醉》），清新的气息与他一贯的朦胧美截然不同。=
酒在晚唐诗人的眼中，不再承受太多的世俗功用，只是其情感与精神愉悦的一种理想道具。“不向花前醉，花应解笑人。且优连夜雨，又过一年春。日日无穷事，区区有限身。若非杯酒里，何以寄天真？”这首晚唐诗人李敬芳的《劝酒》，或可佐证。
一代酒民皮日休
“小李杜”之后，我国出现了一位标准的诗人酒民皮日休。
皮日休，字袭美，号醉吟先生，晚唐时期著名隐逸派诗人，与陆龟蒙并称“皮陆”。皮日休为人耿介，个性十足，而视角独特。他有一首《汴河怀古》：“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这是一篇通过解构手法为隋炀帝翻案的第一位诗人，因为唐朝，舆论普遍认为隋朝灭亡是因为隋炀帝的残暴奢靡和横征暴敛，修筑大运河即是铁证。然而皮日休不但要为隋炀帝平反，甚至将他修筑大运河的功劳，与上古圣君大禹相提并论。
皮日休还推崇儒学。据说他曾建议把《孟子》作为头等学科，还建议让韩愈配飨太学。在《隐书》中，他对当时社会政治毫不留情地批判说：“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古之用贤也为国，今之用贤也为家；古之酗也为酒，今之酗也为人”。
与许多晚唐诗人一样，皮日休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因此隐居吴中（今苏州）。黄巢叛乱起义，他被劫从军。黄巢称帝后，任他为翰林。关于他的死因，一说是黄巢兵败后为唐军所杀，一说因为作诗讥笑黄巢而遭杀害。
正是这位性情孤傲且命运多舛的儒生，却对酒有着绝对的痴迷。他有一组《七爱诗》，其中有两位诗人李白和白居易。他喜欢李白是因为李白“负逸气者，必有真放”，喜欢白居易则说他“忘形任诗酒，寄傲遍林泉”。
他的很多隐逸诗，多数与酒有关。“醒来山月高，孤枕群书里。酒渴漫思茶，山童呼不起”。这首被后人视为诗才无量的《闲夜酒醒》，将他慵懒的隐逸生活描写得生动可爱。
“豹皮茵下百馀钱，刘堕闲沽尽醉眠。酒病校来无一事，鹤亡松老似经年。”（《初冬偶作》）。嗜酒如命的境界，丝毫不亚于病酒刘伶。
“青翰虚徐夏思清，愁烟漠漠荇花平。醉来欲把田田叶，尽裹当时醒酒鲭。”（《青门闲泛》）。他沉醉之后，朴素自然的憨态跃然纸上。
他也有许多宴饮聚会的应酬之作。例如“野客萧然访我家，霜威白菊两三花。子山病起无馀事，只望蒲台酒一车。”（《友人许惠酒以诗征之》）、“万树香飘水麝风，蜡熏花雪尽成红。夜深欢态状不得，醉客图开明月中。”（《春日陪崔谏议樱桃园宴》）、“萧萧红叶掷苍苔，玄晏先生欠一杯。从此问君还酒债，颜延之送几钱来。”（《更次来韵寄鲁望》）、“麝烟苒苒生银兔，蜡泪涟涟滴绣闺。舞袖莫欺先醉去，醒来还解验金泥。”（《醉中先起李縠戏赠走笔奉酬》）等，但与以前偏重歌舞的优雅、奢华的饮食和劝酒的热闹等现实的场景不同，皮日休的应酬诗，擅长对于内心意境的表达。
皮日休还创作了一组《酒中十咏》，分为《酒星》、《酒泉》、《酒篘》、《酒床》、《酒垆》、《酒楼》、《酒旗》、《酒樽》、《酒城》、《酒乡》十个篇章。皮日休在他的《自序》中说：“‘夫圣人之诫酒祸也深矣。在《书》为沉湎，在《诗》为童羖，在《礼》为豢豕，在《史》为狂药。余饮至酣，徒以为融肌柔神，消沮迷丧。颓然无思，以天地大顺为堤封。傲然不恃，以洪荒至化为爵赏。抑无怀氏之民乎？葛天氏之臣乎？’噫！天之不全余也多矣，独以曲蘖全之”。看似离经叛道，实际上他在为酒与社会之间寻找一种融合与平衡。
他的笔友陆龟蒙也是一个好酒之人，也跟着他一一对照做了一组《奉和袭美酒中十咏》。这是我国第一部《酒经》专著，而且是晚唐两大文坛巨匠以唱和诗为体裁创作而成。
这位笔友+酒友的黄金搭档，无论讽喻、隐逸、闲适、田园、山水、艳情，皆可入诗，为我们留下了许多酒文化的唱和组诗。
他们曾经以《春夕酒醒》为题对诗：。“四弦才罢醉蛮奴，醽醁余香在翠炉。夜半醒来红蜡短，一枝寒泪作珊瑚”。这是皮日休描写一次醉后观感的一首诗，通过描写夜半酒醒后看到的杯盘狼藉的场景，引发读者对于热闹的宴饮场面的联想。陆龟蒙为此和诗一首：“几年无事傍江湖，醉倒黄公旧酒垆。觉后不知明月上，满身花影倩人扶”。将当时隐逸诗人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做了一次全景式的素描。
再如一题两首的《诃陵樽》，皮日休写道：“一片鲎鱼壳，其中生翠波。买须能紫贝，用合对红螺。尽泻判狂药，禁敲任浩歌。明朝与君后，争那玉山何”。而陆龟蒙则应和道：“鱼骼匠成尊，犹残海浪痕。外堪欺玳瑁，中可酌昆仑。水绕苔矶曲，山当草阁门。此中醒复醉，何必问乾坤”。诃陵樽是一种酒器，是古代南海诃陵国的一种酒器。虽是两首即景生情的诗作，但同样把隐士的昂扬酒趣表达得淋漓尽致。
晚唐酒韵
与盛唐时期以“饮中八仙”的自由、放纵、叛逆和超人的力道相比，晚唐世俗社会的酒风则显得绮靡、颓废。李、杜、皮、陆四君，就像“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镳”（鲁迅评皮日休语）一样，扛起了酒文化正能量的大旗。
唐代社会“著辞”盛行。所谓著辞，是指一种在酒筵上创制，用于劝酒、结合酒令伎艺的歌舞辞，是曲辞的一种。特殊的情景和题材所决定，著辞主要描写酒情色趣。到了晚唐，营妓盛行。营妓，顾名思义，是隶属于军营的一种公妓。在中晚唐时期，进士不第的文人往往选择从军入幕。因此，节度使的官署称作“使幕”，是当时文人、军士和妓女宴乐的场所。司空图的《歌》，就描写了当时的情形：“处处亭台只坏墙，军营人学内人妆。太平故事因君唱，马上曾听隔教坊”。
以酒筵为媒介，歌舞伎艺的蓬勃发展成为晚唐文化生活的一大特点。而李、杜、皮、陆一直在自己的酒道上坚守，坚持对唯美的饮酒文化追求，而不是与颓废的文化同流合污。这在被绮靡的艳情和俚俗的酒风充斥之下的晚唐时代，难能可贵。
晚唐的诗酒风尚特征显著。在酒道层面，既没有禁酒的主张，也没有对酗酒的宣扬，而是在探寻饮酒的中和之道。在酒与人生的哲思层面，不再强调以酒避祸，而是体验“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罗隐《自遣》）的自由洒脱。在诗酒创作上，晚唐诗人有着独特的艺术的追求，而且形成了怀古、苦吟、艳丽、隐逸和离乱等诸多风格流派。
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说，味外之旨、韵外之致，才是上等美学体验，就像咸酸之外，还应有醇美之味，而不能仅止于咸酸而已。这既是对晚唐文学风格的总体归纳，也同样是对晚唐饮酒体道、以酒入诗的艺术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