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懂酒哥
茅台镇的价值，在于其没有被工业化完全攻陷，在于传承至今12987工艺和传统的糯高粱种植业，秀丽的山水、润湿的空气得天独厚，赋予给这方土地物华天宝，古朴的窖池穿越时空续写传奇，中国酒业也因为这里的出产、这里的人和事而斐然生辉。中国已经从工业文明向信息化和万物互联方向全速迈进。金融、资本、高能的管理者一拥而入，茅台镇，正在这个宏大时代背景下上演的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与冲突。
出局与入局
别了高卫东！
8月30日，贵州省人民政府于当日发布通知显示，推荐丁雄军为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董事长，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人选；建议高卫东不再担任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董事，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
丁雄军在进入贵州茅台之前担任贵州省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高卫东，原系贵州省交通厅厅长，48岁时以政府官员身份“空降”贵州茅台，接替了此前的贵州茅台董事长李保芳。
从李保芳开始，贵州茅台从酿酒人工匠治理时代转向官员高能治理时代。
丁雄军和高卫东的共同点是，贵州省的厅局级干部，有比较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可能他们俩共同的软肋是，没有在茅台镇的工坊里真正意义上酿过酒。因为他们已经身居高位，不是来酿酒，而是来管理这些酿酒的，更是来驾驶这艘光芒万丈的国有巨轮的。
高卫东执掌茅台期间，贵州茅台股价一度达到2600元以上，总市值超3万亿元。不过随后进入下行通道，从年初的最高点迄今，跌幅接近40%。截至8月30日收盘，贵州茅台股价为1586元，总市值1.99万亿元。
李保芳掌舵茅台22个月，高卫东17个月，没有人知道，丁雄军的茅台生涯几何？
毫不讳言，做贵州茅台董事长，就是将自己放在火上烤。作为国有资产的守护者和管理者，必须首先要考虑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其次要考虑茅台股份内部数万员工价值的实现，然后还要考虑数十万股民的利益得失，最后他还不得不考虑消费者。
茅台的成功，不一定是董事长的成功；但茅台的失败，一定可以归咎于主要管理者的失败。
摆在丁雄军面前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把茅台从一个金融品还原成消费品，是如何让消费者能够按照指导价便捷的买到真的茅台酒。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所有的人都想付出更少，但却能从贵州茅台得到更多！
传统与现代
茅台，是贵州省最优质的国有资产，也是茅台镇的精神图腾！
1951年，三家烧坊合并成立贵州省专卖事业公司仁怀茅台酒厂，当时诚义烧坊有窖池16个，荣和烧坊有窖池12个，恒昌烧坊有窖池6个。
这就是如今万亿贵州茅台最初的家当。本质上讲，彼时的贵州茅台就是烧酒作坊。那个年代，在中国大地上，这样的烧酒作坊比比皆是。
而那时茅台镇的酒，一是像华联辉这样的盐商巨贾的私人私酿，用来孝敬老人或馈赠亲朋好友；二是赤水河上的船夫用来点燃内心的火焰以御寒或慰藉艰难的生活。他们永远不会想到，这个并不高贵的食物会在几十年后成为比黄金还值钱的东西，会成为他么后人都难以消费的中国本土第一奢侈品！
1953年，贵州省将三家烧坊收归国有，政府随即调入得力干部，投入大批资金扩展生产范围。
70年来，贵州茅台发生了巨变！
贵州茅台从年产53吨到如今的年产6万吨，从长达16年的长期亏损，到现在年营收超过千亿元，贵州茅台的员工也从以前一般工人，到现在平均年薪25万元小镇“贵族”，正是依托传统酿造工艺，传统的糯高粱种植，贵州茅台一步一步走向神坛。
老一辈的茅台人，都是用一生来诠释自己对贵州茅台的信仰和坚守，如季克良、罗庆忠、张支云等老先生。而现在很多高管的茅台生涯则都是以月来计算。
在那个并不久远的年代时代，刚刚大学毕业的季克良可以在十分窘迫的情况下花三角六分喝自己人生中第一杯茅台酒。如今，刚刚毕业而又窘迫的大学生只能对茅台敬而远之。毕竟，出厂价1499元的茅台，是不大可能买到的，即使市场上3000多的飞天茅台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多了消费者的热捧，多了经销商的推手，多年资本的魅影，多了权力的介入，贵州茅台终于成就了一代大业，成为最为炙手可热的时代娇宠。
也因为此，一瓶53度飞天茅台出厂价969元/瓶,直销渠道价1299元/瓶,建议零售价1499元/瓶，普通消费者拿到手可能在3200以上，经销商赚到的是生产厂家的两倍多。
社会的进步，各种现代化工具正在让茅台镇的酿酒人丧失市场话语权，取而代之的是经销商定价时代，是金融资本垄断时代，是国有资产管理者一票否决的时代。
中国股王，万亿身价的贵州茅台这两年的在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中的表现，既让人大喜过望，又让人总觉得有些匪夷所思！
在现代化面前，贵州茅台尚且如此难以应对，茅台镇的其他酒商就更显得有些手脚无措了。贵州茅台过的是贵族般的生活，考虑的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高端商务场景。而那些同样生于斯长于斯的民营酒商，他们考虑的是生存问题、规模问题、环保问题、融资问题、品牌问题。每天一起床，他们就会面对艰难抉择：是保留那个技不压身的传统生存哲学，还是卖身于资本与权力，这是一种被撕裂的人生考验。
人们不仅会问，为什么只有贵州茅台登上了白酒的巅峰？为什么其他的白酒香型都只是各领风骚三五年？而贵州茅台的酱香大旗还能扛多久？
滥觞与守望
传统的失势可能是茅台镇伪酱酒文化泛滥的根源。
在茅台镇，酿酒是一门手艺，更是谋生的手段。茅台镇除了茅台集团，第二梯队国台、钓鱼台、怀庄、茅合以及金沙酱酒等，大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步，那个时候，这些小酒厂地处一个生产大队，大都处于作坊阶段，既没有规模，也没有效益。那个时候的酿酒人，除了酿酒，没有更多的文化知识，更不懂什么营销理念，过着相当苦逼的生活，甚至连媳妇都娶不到。他们根本没有想过，酿酒这行业，充满高科技，将来也可以评“院士”。
茅台镇的酿酒人，真正能拿得出手的，就是传统酿造工艺，就是历史悠久的窖池。因此，作为酱酒的生产厂家，唯一能说的就是酿造工艺的文化传承。农耕文明的时代，酿酒烧坊讲的是师傅带徒弟，一个烧坊，通常有一个负责的大师傅，若干学徒。而大师傅会在众多的学徒中寻找比较聪明懂事的学徒重点指导，使其成为亲传弟子。
因此茅台镇酒商，为了将酒卖个好价钱，便开始寻找自己祖上与茅台镇历史上各酿酒大师的关系。茅台镇上，本来有三大烧坊，自然就有三个大师傅，镇上的所有人，通过排转折亲，都可以和这几个大师傅扯上关系，于是茅台镇遍地是酱酒酿造大师，勾调大师，品酒大师，仿佛整个茅台镇都是酱酒文化的非遗传承人。
也正因为如此，为了维护这个封闭的系统，仁怀方面行业主管部门，要求酒商不能就资本、酱酒热等诸多问题接受媒体采访。酱酒太热、太敏感，对信源进行一定程度的把控是可以理解的。对于行政管理而言，这是一种简单有效的办法，可以避免仁怀酱酒发出杂音，安全而又低调的闷声发财。
问题是，没有人能阻断外界对贵州仁怀的关切，也没有人能让外界对神秘茅台失去好奇心。这就要求，有关的当事者拥有更大格局。
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与冲突，我们每天都在面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