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跃升，中国在世界经济领域里的作用日益显著。经济复兴推动文化传播，以“仁”和“礼”为核心的中华国学（西方称之为“汉学”）广受世界人民追捧，“国学热”正流行为一种“国际时尚”。笔者预测，在第二个10年，包括白酒在内的民族产业未来必将受益于“国学”的文化发作用力而获得更好、更快地发展。
“国学”内涵，传承于中华5千年汉学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国学”二字的出现，是晚清时期外侮入侵、国土沦丧历史背景下、伴随“西学东渐”大思潮泛滥而兴起的自我身份认同学术概念，其目的是在政治、经济、文化遭遇西方大潮冲击下，探求一条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复兴崛起的路径。
笔者认为，“国学”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代表的是中华民族兼容并蓄、融会贯通、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的是中庸和谐、包罗万象的哲学取向，蕴涵中华文明5千年生生不息的伟大力量。在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她作为“中国创造”时代的第一显学和民族品牌，必将成为叩开世界大门一把不朽的金钥匙。
白酒，是中国独有的民族产业瑰宝，被誉为“国酒”。
谙熟中国历史文化的学者均认为，中国的酒文化乃是“国学”文化体系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地位举足轻重。
然而，目前国酒和国酒文化，一方面受洋酒文化猛烈冲击，另一方面也因国人饮酒风气、习俗的不文明、不科学、不健康而日渐衰微。国酒，亟待找回和重塑自己特有的文化品位、气质与形象。
中国是当之无愧的酒业大国，却不是酒业强国，绝大部分酒品的市场销售仍然在国内，国际市场竞争乏力。国酒面临的市场危机日趋严峻，洋酒挟西方文化理念和生活方式，凭借强大资金和市场运作实力，侵占中国年轻一代消费者心智，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内地大中城市与白酒分庭抗礼，瓜分天下。
重振和弘扬国酒文化，构建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白酒全新文化体系，让白酒真正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华乃至世界文化瑰宝，笔者认为，必须将国酒文化与“国学”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及其人文内涵之间传承与发展关系，加以深度开掘和科学阐释；对中国传统酒文化进行系统发掘和梳理，并重新加以塑造和架构。让国酒及其文化在“国学”复兴中找到根基与希望，让白酒这一民族传统产业不仅持续健康发展，而且赋予其更强大的文化感召力，使之走向世界、成为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酒之文化渊薮（二标）
显而易见，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酒文化亦不例外，酿酒、饮酒、酒礼、酒诗、酒事、酒肆、酒师、酒食，以及酒仙、酒鬼等人类一切与酒有关的主客观活动都是酒文化的范畴。中国是一个文化的国度，酒文化源远流长，其史料也堪称汗牛充栋。
如何从中选择一条捷径，迅速触及中华酒文化之核心，探究酒文化之精髓？笔者试图在国学视阀下梳理、审视中国酒文化。
酒是什么？他的价值体现在于精神、物质，还是性情？其功用孰利孰弊？历代文人多有思辨。
西汉末年的汉赋宗师杨雄《酒箴》：
子犹瓶矣。观瓶之居，居井之湄，处高临深，动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满怀，不得左右，牵于缠徽，自用如此。不如鸱夷。鸱夷滑稽，腹大如壶，尽日盛酒，入复藉酤。常为国器，讬于属车，出入两宫，经营公家，由是言之，酒何过乎？
大致意思是说，“瓶”的用途是盛水，被弃置在井边，处境危险，地位卑贱。而“鸱夷”的用途是盛酒，所以地位大不相同，被奉为国器，“乘坐”官署专车，出入宫掖，高官争相追捧。杨雄虽然是借寓言讽谏汉成帝，但他把酒作为决定地位高贵与否的关键标志。
曹植认为“杨雄《酒赋》，辞甚瑰玮，颇戏而不雅”，所以也作了一篇《酒赋》。他认为酒是“嘉仪氏之造思，亮兹美之独珍”，自古以来成大业者莫不与酒相关。他举例说：“穆公酣而兴霸，汉祖醉而蛇分。穆生以醴而辞楚，侯赢感爵而轻身。”然而酒何以有如此神效？他认为跟酒的酿造有关：“或秋藏冬发，或春酝夏成。或云沸潮涌，或素蚁浮萍。”酿酒经历四季酝酿，虽然形态微小，却与天地变化同生共灭，浓缩自然界之精华。但是如今的人饮酒，曹植写道：
尔乃王孙公子，游侠翱翔，将承欢以接意，会陵云之朱堂。献酬交错，宴笑无方。于是饮者并醉，纵横喧哗。或扬袂屡舞，或扣剑清歌；或颦蹴辞觞，或奋爵横飞；或叹骊驹既驾，或称朝露未晞。
虽然人在喝酒的时候“质者或文，刚者或仁。卑者忘贱，窭者忘贫”。从中获取了人格的完美，甚至“和睚眦之宿憾，虽怨仇其必亲”，人们的关系也因为一杯酒而得到化解，但曹植始终认为：“此乃淫荒之源，非作者之事。若耽于觞酌，流情纵逸，先王所禁，君子所斥。”
换言之，曹植早在1,800年前就已经提出文明饮酒的概念，认为酒的作用无处不在，虽然有祸，但不是酿酒师的罪过，而是饮酒者滥饮不当所致。
晋张载《酃酒赋》从酒的起源“康狄之先识，应天而顺人”说起，认为“圣贤之兴作，垂功而不泯……造甘醴以颐神。虽贤愚之同好，似大化之齐均。物无往而不变，独居旧而弥新。经盛衰而无废，历百代而作珍。”那么酒究竟有什么实用价值呢？
张载认为，对于国家而言，酒“播殊美于圣代，宣至味而大同。匪徒法用之穷理，信泉壤之所锺。”是太平盛世美的重要标志，“故其为酒也，殊功绝伦。三事既节，五齐必均。”
对于百姓而言，酒的作用是“宣御神志，导气养形。遣忧消患，适性顺情。言之者嘉其美志，味之者弃事忘荣。于是纠合同好，以遨以游……咸得志以自足。”但饮酒应该有所讲究，“矩坐四周，设金樽于南楹，酌浮觞以旋流。备鲜肴以绮错，进时膳之珍羞。礼仪攸序，是献是酬。……德音晏晏，弘此徽猷……览前圣之典谟。”同时还要有所节制，要“鉴往事而作戒，罔非酒而惟愆”。酒虽好，过犹不及，劝谏世人不能因“非酒”而败事。
以上讨论我们不难发现，中国酒文化的核心在于追求“中和”之美。“中”是指中庸、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和”是指调和、醇和、和谐、融洽、和睦；“中和”之于酒文化的综合含义则是说，好酒具有醇和之美，人们喝酒只有恰到好处或者微醺的状态，才能达到身心调和，关系融洽，少一两则不能尽兴，多一两则适得其反，过犹不及。所以酒被奉为圣贤“兴作”，是可以“传之后人”的经典极品。对于酒的实用价值的理解也相对一致，认为饮酒是一种寓教于乐的群众游戏，有固定酒礼，需要饮酒人有酒量、有酒德，应当防止酒后乱性、犯上作乱、暴力犯禁等酒祸的发生。
然而从浩如烟海的历史卷宗中抽取酒文化的基本脉络，着实不易，但为探究中华酒文化精髓的基本构成，本文从酒与“礼教”、“名士”、“民俗”的关系尝试分析。虽然说酒魂即诗魂，但酒与诗歌的关系现代学者研究颇多，资料详尽，本文不再赘述。
酒之礼仪（二标）
笔者通过梳理有关酒的典籍和出土文物等资料中发现，酒在古代乃是一种崇高的大礼。
在古代的礼器中，酒器品种多，作用大，既有盛酒器尊、彝、壶、瓮、罍、卣（you）、钫，饮酒器爵、觚（gu）、觶（zhi）、斝（jia）、角、觥、杯，挹酒器斗、勺，瓒、舟等盛放酒樽的器座。
不仅酒器等实物上体现了酒在中国礼教传统中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而关于酒和礼教的关系，在古籍中也有大量的文字记载。
唐杜佑《通典》的《选举》和《礼》等篇章多处有关于酒礼的记载，可见当时酒礼已经被当作朝廷的政治典章制度被确定下来，并对祭祀、乡饮等酒礼的细节进行了非常严格的规定和详尽的描述。笔者认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通典》记载中乡饮酒礼对于中国基层社会秩序的构建，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典》中“乡”的定义是大于“州”的行政区域，跟与今天的乡镇级别不同。民间所有的重大活动，甚至包括朝廷举荐文武人才等活动，均要举行乡饮酒礼的仪式。
“礼”究竟是什么？统治者为什么会将“酒礼”列为国家统治的核心礼仪？所谓“礼”，管子认为“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艺文类聚·礼部》）礼是人们沟通、交流的一种修辞方式，人们的情感、思想通过酒礼得以交流、传播、沟通、融合，最终达到一堂和气的目的。
所以中国礼教文化的主导学派儒家认为，实现礼教的方式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孔子倡导的“诗教”，一种是官方所确立的“酒礼”。“诗”在古代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艺术形式，《毛诗大序》说：“言之不足，嗟叹之。嗟叹不足，歌咏之。歌咏不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诗教的目的在于从精神层面摧发和陶冶人的情感。而酒从物质层面让人情感摇曳、激荡、欢洽，两者都具有干预心魂的作用。
也正是因为“酒”和“诗”的这种天然关系，中国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诗歌多焕发出一股浓郁的酒香。乃至于陶渊明发出感慨说，“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别辞无次。”如果没有酒他就写不出好诗来。
酒之适情（二标）
酒能顺情适性，这是人们对于酒最基本的理解，同时掺杂着些许名士情怀。而李白《将进酒》一句“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既道出了他入世不利寂寞悲凉的身心处境，同时一句点破名士嗜酒如命的真谛。
何谓名士，《世说新语·任诞》说，第一要经常“痛饮酒”，第二，要“熟读《离骚》”。受曹氏父子“轻‘德行’，重‘进取’”，以及“贵‘刑名’”、“慕‘通达’”、“尚‘玄虚’”风尚的影响，魏晋时期成为中国文化思潮的分水岭，汉代经营了300多年的礼教土崩瓦解，同时也开启了个体意识觉醒、和个性张扬的名士时代。纵情山水、放浪形骸、解衣盘礴，魏晋名士风流中酒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广为流传的故事也最多。
魏晋名士对于酒的理解，笔者认为《艺文类聚》收录的孔融《难魏武帝书》最具有代表性。孔融认为，“人有旨酒之德”，所以曹操不禁酒的时候，天下才俊纷纷归附，颁布了《禁酒令》，人才将纷纷离开。孔融举例说：
尧非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樊哙解厄鸿门，非彘肩卮酒无以奋其怒；赵之厮养，东迎其王，非引卮酒无以激其气；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扬其灵；袁盎非醇醪之力，无以服其命；定国非酣饮一斛，无以决法令；郦生以高阳酒徒着功于汉……
这是这一系列的故事说明一个共性问题，社会贤达所建立的奇世功勋，都得益于饮酒，所以孔融得出一个结论，酒不但不会扰乱君王的文治武功，相反，还有助于社会进步、政治清明、社会安定。
然而我们即使在当代文明的视角关照魏晋时期的酒风，饮酒泛滥备受后人诟病，但无论是、“建安七子”、“竹林七贤”还是其他名士的饮酒故事，他们虽然嗜酒如命，但并非完全沉湎其中，而是一种明哲保身的生存方式，即使终日烂醉如泥，却并未做出后人诟病为“毁方败常”的事情。所以魏晋名士饮酒，是真性情的释放，是1,800年前的行为艺术。
所以我们对于名士饮酒故事应当有一个正确理解，酒对于人的生命体确实有某种生理作用，这种生理作用表现为精神价值，则分为两种。一种是诗人、艺术家或者哲人在微醺的状态下冲破理性束缚和传统与世俗的窠臼，创作出惊世绝品，比如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草《兰亭集序》。而另一种则仅仅起到麻醉，人在醉酒的状态下失去理智，失态、失言、败事。
酒之民俗（二标）
随着我国酿酒业不断发展，酒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民间对于酒的理解和应用更注重实用价值，更富有故事性和戏剧性，并且将酒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以四大名著为例。《西游记》中对于酒的描写，往往当成神话，凡是无法表达的水的高贵和美妙，比如说瑶池琼浆，长生不老的液体等，统统当成是酒。
《三国演义》把酒当成是运用智慧和权术的最佳道具，青梅煮酒论英雄，曹操横槊赋诗、张飞智取瓦口关等，都离不开酒，甚至三国演义的开卷诗中的“一壶浊酒喜相逢”，借酒写意，旨在抒发沧桑巨变的历史厚重感。
《红楼梦》是一部很生活化的小说，其对于酒的描写也很多。
第八回：（宝玉）“不必烫暖了，我只爱喝冷的”，薛姨说：“这可使不得，吃了冷酒，写字手打颤儿。”宝钗笑道：“宝兄弟，亏你每日家杂学旁收的，难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热，要热吃下去，发散的就快，要冷吃下去，岂不受害？从此还不敢了呢，快别吃那冷的了。”宝玉听这话有理，便放下冷的，令人烫来方饮。
第三十八回：黛玉放下鱼竿，走至座间，合手起那乌银梅花字斟壶来，拣了一个小小的诲棠石榴杯，说着便斟了半盏黄酒，因说道：“我吃了一点螃蟹，觉得心口微微的疼，须得热热的吃口烧酒。”宝玉忙接道：“有烧酒。”便命将那合欢花浸的酒烫一壶来。
类似的描写很多，反映出清代酒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养生作用。
《水浒传》里的英雄好汉多是嗜酒之徒，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把垂杨柳、林中风雪山神庙等故事，无论是描写主人公武功神勇，还是刻画人物性格，都把酒的作用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水浒传》也明确提出适量饮酒的观点。
第十回风雪山神庙的故事中。林冲杀了陆谦、富安、柴国三人后，又到客栈，，土炕上却有两个椰瓢，取一个下来，倾那瓮酒来，吃了一会，剩了一半，出门便走，一步高一步低，踉踉跄跄，提脚不住，走不过一里路，被朔风一掉，随着那山涧边到了大凡醉人一倒，便起不得。所以那里有一句话：“但凡醉人一倒，变起不来了”。
这里讲到，喝酒不但要心情好，不能在怒火中烧的时候喝酒借酒浇愁；不能在过度劳累的时候解酒解乏；更不能滥饮无度，否则即使再英雄的好汉，也会被酒打倒。
四大名著等民俗小说中关于酒的故事，体现的是酒对于中国民众精神的关系，虽然与经典古籍中的酒礼有所不同，但体现了中国民俗的人文精神。总之，笔者认为，追古论今，我们对于酒应当有一个客观的凭借和正确的理解，从而引导民众创建和发展中华酒文明的基本精神。只有这样，礼尚往来也罢，健康养生也罢，颐养性情也罢，酒才能发挥其正确的作用。
酒之科技（二标）
正所谓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海河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中国七千年的文明史，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部跌宕起伏的酒文化史。而漫漫七千年的发展史上，中国酿酒的业态万象难以胜举，笔者仅就当代最大的酒种白酒的发展史为主线，以求管窥之。
中国酿酒技艺之集大成者，正是当下的白酒。
根据确切史证考察，纯粮固态发酵蒸馏白酒的考古挖掘史料最早出现于元末明初，但蒸馏酒的文字记载至少可推到唐代，迄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而白酒的酿造技艺正是延续和承继了我国数千年酿造文明，成为最终的集大成者。
白酒酿造的纯粮固态发酵工艺之复杂、考究，世所罕见。从选料、制曲、配料、糊化、发酵、蒸馏、贮藏、勾兑等，整个工艺的形成，以传统的酿酒工艺为基础，海纳世界各地酿酒技巧，并经过千年历史积淀，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流程规范和技艺要求，而微生物（曲）的作用贯穿始终，并形成独一无二的生态酿造体系，对微生物酿造环境的要求极高。因此，白酒成为我国酿酒技艺在现代生物发酵产业中的集大成者和典型代表，正诠释了社会历史和酿酒技艺发展的必然规律。
我国酿酒技艺起源于何时，已经无稽可考，但先周文明已有大量酿酒史料。仰韶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等历史考古挖掘，发现大量专用陶制酒器。在原始社会，陶器多是一器多用，出现专门的酒器，其酿酒技艺水平可见一斑。《六韬》载：“纣为酒池。回船糟丘而牛饮者，三千馀人为辈”。这应当是殷商时期酿酒兴盛的直观描述。
西周王朝建立了一整套机构对酿酒、用酒进行严格管理。在这套机构中，有专门的技术人才，有固定的酿酒式法，有酒的质量标准。《周礼·天官》中记载：“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礼记·月令》：“仲冬之月，乃命大酋，秫稻必齐，曲蘖必时，湛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监之，无有差忒”。大致意思是：原料必须精选，份量要充足；曲蘖的供应、发酵要适时；浸曲或浸蘖或浸米以及蒸煮原料的过程要讲究卫生清洁；选取好的水源，水质必须清冽甘醇，不杂异味；酿酒器具要制作精良，不渗不漏；酿酒时蒸烤的火候要得当。“六必”字数虽少，但涉及内容广泛全面，缺一不可，是酿酒要遵循的六大原则，至今仍然是酿酒技术精华。汾酒酿造技艺中的“七必”：“人必得其精，水必得其甘，曲必得其时，高粱必得其实，器具必得其洁，缸必得其湿，火必得其缓”，与“六必法”多有相似。
南北朝时期，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其中《造神曲并酒第六十四篇》等2篇专论酿酒方法，洋洋洒洒数千言，对于酿酒所包括的礼仪、原料、技艺、饮用等描述事无巨细。
盛唐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富饶、最强大的地方，也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据《唐国史补》记载唐时出现的十三大名酒：“河东之乾葡萄，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岭南之灵溪，博罗、宜城之九酝，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虾蟆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浆类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其中记载的酒种和品牌十分明确。
两宋时期，我国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消费市场出现繁荣，不但涌现出民间色彩浓郁的市井技艺，酿酒业也获得空前发展。《水浒传》等小说记载的梁山好汉大碗筛酒、大块吃肉，正是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反应。南宋时期，朝廷曾经专设场所，租赁给百姓酿酒，从中抽取的赋税竟成为朝廷一大经济支柱。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本专门论述制曲酿酒的典籍《北山酒经》。
元明清时期，我国的蒸馏酒技术进入成熟发展期。葛洪《抱朴子·内篇》所记载的秦汉时期方士炼丹的蒸馏技术，逐渐被酿酒技师吸收、采纳和改善，成为蒸馏酒的核心技术之一，最终形成今天的蒸馏白酒酿造技艺。明清时期，白酒酿造技艺不断创新，不但制曲工艺得到丰富和发展，蒸馏白酒也逐渐确立了以高粱为主要原料，纯粮固态发酵、固态蒸馏的基本工艺，所酿的白酒随着商帮货通天下的商旅之行，行销全国，深得百姓喜爱。
纵观我国酿酒技艺发展，笔者认为其呈现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市场化”特征明显，消费趋向直接影响酿酒技艺创新发展的方向。在西周时期，人们对于酒的口感已提出明确要求，而且消费趋向对于我国酿酒技艺的创新发展起着关键性引领作用，消费者普遍喜欢浓烈风格的酒，我国酿制的酒由此风格越来越醇厚、越来越浓烈。
第二，酿造健康酒品成为我国酿酒的核心理念。我国有句老话叫“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酒是健康饮品，这是几千年来我国酿酒和饮酒所信奉基本理念。《礼记》中所记载的酿酒“六必”，对酿酒的原料、器皿、时令都提出明确的要求，无不体现健康、清洁的酿造理念。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的帛书《养生方》、《杂疗方》记载了较为完整的酿酒工艺，其中有一例药酒“醪利中”的酿制工序就有十道之多。《齐民要术》的记载：质量好的酒被称作“神曲”，可以使人“蠲除万病，令人轻健”；“九酝酒”可使人“易饮不病”。
第三，酿酒的区域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一方水土酿一方美酒。自《齐民要术》所记载的“河东神曲”和“九酝酒法”起，我国对于酿酒区域化的研究和概念传播日渐兴盛，家乡能盛产美酒，成为宦游、游学和商旅人士无上的荣耀。对于酿酒区域化的认识，最早表现为不同地区水质不同、产粮不同、技艺各异，所酿造的酒酒体风格自然存在差异。然而随着现代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人们对于酿酒差异化有了更加深入和客观的认识。现代社会物流发达，粮食和水都可以异地调配，信息技术发达，酿造技艺在企业间相互学习和交流中逐渐趋同，但所酿酒的风格仍然迥异，这就引出了白酒酿造生态学的科学探索和现实依据。
第四，“天人合一”是我国酿酒基本的人文精神。酒在古代社会是表现礼法的重要工具，认为酒上能奉神明，下能通鬼蜮，所以无论皇家社稷、贵族宗庙的祭祀，还是寻常百姓家的红白大事，酒都是不可或缺的大礼。这种精神同样体现于酿造过程。《齐民要术》中记载，酿酒之前，必须有童子打扫酿酒场地，执行酿酒礼，三次念诵祝曲文，以“敬启五方五土之神”，保佑酿得美酒。虽然这是一种迷信，但其体现出古代社会酿酒技师已经朦胧意识到，大生态环境对酿酒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保持人与天地自然的和谐融通，才能酿出绝世好酒。当代国窖1573的封藏大典显然继承了这一基本精神，但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即对酿酒先祖的膜拜和传统技艺的坚守。
结语（二标）
只有在多元文化对话和交流的框架中，既保持自身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又使自身文化保持持续敞开性和长久交汇性，才有机会真正实现自身发展模式的创建、升级，话语权力的建构和扩张，信仰价值的确立和弘扬，以及形成兼具传承与创新的核心竞争力。中国酒业的国际化命题，恰恰实践了和论证着这一观点。
早在民国初年，以“汾酒”、“张裕”、“玉冰烧”为代表，中国的酒饮已经远销世界，且多次与洋酒的“切磋”中摘桂夺冠。但由于国际环境的战争频仍，以及中国的国力孱弱等综合因素影响，中国酒业在那个年代的国际化之路虽然如火如荼，却是“薄命红颜”。
如今，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酒业再次与国际舞台交臂。虽然经历60多年的工业革命，中国酒业体量早已今非昔比，但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发展，尤其洋酒大量涌入，中国酒业面临着文化创新和市场突围的双重压力。
“求同”还是“存异”？以文化为主要诉求点的酒类品牌在当下市场竞争环境中必然面临历史抉择。既要在洋酒文化的镜像中发现、认识和确认自己的形象，还要通过竞争和排斥彰显自身的主体性与合法性，这是文化交流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在交流中竞争，还是在竞争中对抗，则是中国酒业品牌文化营销不可回避的策略。
不可否认，当前中国酒业大而不强，尤其在品牌营销和文化策略上还存在一定的局限和不足。这些因素必将导致白酒在中外酒文化交流与对话中的不平等地位，也限制了中国酒业品牌在国际市场的业绩增长。
事实上，谈论中国酒业的市场竞争，已经完全不能回避国际化的话语背景，也因此产生了新的产业命题，即国际化与文化途径之关系。
北京作为首都，既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伴随着中国作为新经济体的快速和平崛起，也成为国际交流和外交中心。在这个市场舞台上，中国酒业的这一新的产业命题或将不断有新的实践形式，也将不断有新的理论产生，这将是我们所期待的。
（该文作于2012年6月，未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