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凡物，欲明其本质，必溯其源流。而绝大多数事物在其源流之处，往往都是呈现出一种萌芽、滥觞的状态，都需要在历史演变的画卷上经历漫长的时间才能逐渐成型、稳固下来，作为一种内容混杂庞大而又自成体系的“文化”更是如此。然后，凡事凡物又均有特例，中华文化的整体便是最为典型的例子之一。我国现代哲学家梁漱溟先生曾提出过“中华文化是一种早熟的文化”的说法，引发了诸多辩论，也深得知识界人士的认可。酒文化作为中华文化早期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将这一点显露得淋漓尽致。
中华酒文化在上古三代时期（即夏、商、周时期）就完成了基本的定性，为后世酒文化铺垫了底色、打好了地基，甚至圆满完成了第一波的发展、高潮、回落的小循环。经历了夏代的开篇即定调、严厉摒斥和严防死守式的管控，商代的鬼神狂欢、巫术迷狂和人间君王纵酒享乐的酒文化野蛮生长，到了三代之末的周代，酒及酒文化最终在礼、乐之间，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或者更准确地说，应当是上古的先儒们在总结了夏、商两代以及周代前期的经验，对酒的定位进行了一次合适的锚定）。
周代是以“礼乐”治理天下，这里的“乐”与商代的“尚声”相通。但在“礼乐”文化中“礼”占据主导地位，可以说，“礼”是周文化损益商文化而标识自身的重要节点。相较于“乐”，“礼”具有外在性、形式性等刚性规范特征。至于其限制的是酒，还是喝酒的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一体系框架中，酒被摆放在了一个客观的、中性的位置。我们在堪称我国第一部“禁酒令”的《酒诰》中能看出这一点。在中国最早的禁酒令《酒诰》中，明确言及:“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夏桀与商纣均是因为沉湎于酒，以酒放任、宣泄欲望，任由欲望莽动、冲撞，最终以酒亡国，这是周人的共识。
周文化对酒充满了警惕与戒备，故而以“礼”（规范化了的人情）控制酒。在放纵与禁止之间寻求平衡，这需要深沉的智慧，故而即便是在《酒诰》之中，也保留了几个饮酒的缝隙：（祭）祀可饮、商代遗民可饮、重要礼仪场合可饮酒等等。以礼乐治理天下，确定了周文化的内涵与形式。酒、乐关乎人情，指向人情的足、宣泄，礼的实质是对人情的规范而不是率尔否定、弃绝，这无疑是礼乐文化的精髓。在人情的宣泄、放纵中，在一张一弛节律的运行中，酒随时在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