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酒俗称红酒，对于国人而言，伴随生活水平的提高，早已成了餐桌上喜闻乐见的饮料。不仅如此，源于欧洲的红酒文化还在传入中国的同时渐渐本土化。西方虽然也有宴饮，在大名鼎鼎的《柏拉图对话录》里就有一篇《会饮》，色诺芬也写过同名作品。然而，总体而言，西方酒文化是一种个体文化，更多见的是独饮，柏拉图曾说：酒是治疗老年人孤寂的良方。而中国酒文化则是一种群体文化，向来有“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礼”的说法，是真正的“会饮”、“宴飨”。因此，葡萄酒本土化的现象之一，就是葡萄酒不断出现在婚丧嫁娶各种筵席之上，甚至连高脚杯也不用，而是换以啤酒杯或是其他在中国司空见惯了的酒器，一边喝酒还一边划拳行酒令。国人常常将“红酒”彻头彻尾当作了“洋酒”对待，殊不知，葡萄酒在中国古已有之，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酒，而非舶来之物。
人类酒文化史上，根据原料和方法不同，酒大抵可以分作3大类：自然发酵的果酒、谷物酿造酒和蒸馏酒。在我国，这3种酒也正是按照这个顺序相继出现的。自然发酵的果酒是我国最早出现的酒类。在古人多种笔记中都记述了类似的“猿猴造酒”故事，成为中国酒的起源说法之一。酿酒原料来源不一，有百花，有杂果，有稻谷，地域则多在南方，有安徽，有两广，有海南。可以推测，在这些杂果中，应该就有葡萄这种在中国南方寻常可见的水果。在《诗经》中葡萄被为“葛藟”，是中原地区葡萄的原生态品种。据“猿猴造酒”的典故，远古人造酒是极有可能的。在自然条件下，葡萄果实破碎后完全可以将葡萄皮上白膜状的天然果霜作为天然酵母进行发酵，果肉和果汁中的糖分则能转化成酒精，无须人为刻意，但当人们发现酒的秘密后即开始了人工酿酒。
在今天，中国最适合种植和酿制酒葡萄的地方之一是新疆地区，这种情况在古代也一样，葡萄酒传入中原内陆，正是通过丝绸之路由今天的新疆地区传入中原腹地的。《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
蒲陶即葡萄，“蒲陶酒”即葡萄酒，从此以后葡萄酒的饮用和酿造就正式传入了中原地区。经历西汉、东汉，到了三国时期，从西域传入的葡萄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种植，并且被用来作为酿酒原料。魏文帝曹丕就尤其喜欢喝葡萄酒。他在《诏群医》中写道：
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此言被服饮食，非长者不别也……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说蒲萄（葡萄）。当其朱夏涉秋，尚有余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腻，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渴。又酿以为酒，甘于鞠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
今天读来简直就是一篇保健养生酒的广告词。又有东吴名将陆逊之子陆机，写作《饮酒乐》：
蒲萄四时芳醇，琉璃千钟旧宾。
夜饮舞迟销烛，朝醒弦促催人。
春风秋月桓好，欢醉日月言新。
又是葡萄酒，并且是一年四季都喝葡萄酒。这时的葡萄酒经过魏文帝曹丕的推介，产量已经提高，比较容易得到，绝非汉灵帝时孟佗用来贿官时的价格，否则谁也不可能一年四季都喝它。
伴随着唐太宗李世民北击突厥，开疆拓土，丝绸之路重新商旅往来，东西方文明大交融，葡萄的人工栽培和葡萄酒酿造再次繁荣起来。《太平御览》记载，唐太宗贞观13年（公元640年），唐军在李靖的率领下破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唐太宗从高昌国获得马乳葡萄种和酿法后，不仅在皇宫御苑里大种葡萄，还亲自参与葡萄酒的酿制。酿成的葡萄酒不仅色泽艳美，味道也醇厚，风味独特，还用来赐与群臣。
打开《全唐诗》，我们会发现，葡萄酒被频繁写入唐诗，其中最著名的就要数王翰那首《凉州词》：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从诗中可以窥见在当时的唐朝，已有了专门的中国本土化的葡萄酒酒具，即夜光杯。今天市面上夜光杯由祁连山墨玉雕琢而成，以敦煌所产的夜光杯最负盛名，其杯壁薄如蛋壳，墨玉石通体发亮，在夜里月光下熠熠生辉，杯如其名。
大诗人李白也留下了“蒲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这样的诗句。除此之外，王绩的《题酒家五首》，韩愈的《燕河南府秀才得生字》，白居易的《寄献北郡留守裴令公》，刘禹锡的《和令狐相公谢太原李侍中寄蒲桃》和《葡萄歌》都在唐诗中为葡萄酒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伴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兴衰，葡萄酒在中国起起落落，到了明清时期，甚至普通中国人都没有听说过，更没有见过。清朝末年，伴随海禁大开，葡萄酒再度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1914年第一瓶张裕葡萄酒问世，这是由欧洲酿酒师指导酿造的，距离上一次中国古代葡萄酒繁荣已经上千年，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伴随着“一带一路”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葡萄酒不仅能由“丝绸之路”传进来，还能由“丝绸之路”走出去，迎来新的繁荣。（中国酒业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