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有一代之酒风，风气各有不同，秉性彰显各异。秦之勇武，汉之壮烈，唐之开阔，宋之风雅，各有情致，宋代之后，武人气渐消，文士气渐长，直至明清，民间市井与文人小趣成为一时之主流。我们可以在这条简略的流脉上看到，宋代其实是我国酒文化整体气质发生重大改变的关键节点。不过，如果我们将视野再放开一些的话就会发现，在这一时期，中华文化整体的气质都在发生变化，而酒文化也被裹挟在其中。
宋代酒文化的整体气质可以从彼时文人文风中窥见一斑。两宋时期，文人的处世心态、饮酒风气正发生着阶段性的变化：从饮酒形式上，宋代的“浅斟低唱”是从盛唐“颠饮狂歌”的形式转化而来。宋代“杯酒释兵权”与重文抑武的国策，引导文人士子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花见樽前尽情畅饮、享受人生，这就更加促进了词这种善于抒情的文学形式的发展。另外，酒的命题在宋代理学的影响下发生了改变，节欲观念需要对酒的命题做重新的构建，这与“半酣”的饮酒观念相一致，在宋代理学家的倡导下，所谓壶中天、醉中趣的境界，即“美酒饮教微醉后”。从饮酒心态上，宋人的饮酒文化从盛唐的外铄奔放转向内敛深沉，这同整个宋代社会心理趋向是一致的。暗淡了盛唐那种年少轻狂、饮酒任侠的进取精神，宋人饮酒在茶楼酒肆、秦楚楼管中风流自赏，偏向于“旷达”和“酣适”，这种内在的精神解脱诠释了这种精神内涵。
时代风气和宋人饮酒心态导致宋代文人从情理和气象到词句浓淡，从思想内涵精神到艺术创作都呈现出含蓄内敛的风格，加之当时社会生活以及在词的韵文题材规律的制约下，文人们的体验变得深刻，对酒的依赖和对饮酒活动的渴望，这就使得咏酒文学体裁的创作在宋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以酒楼这一消费娱乐场所为代表，宋代都市高度繁荣，形成了独有的都市公共文化空间。俗文化孕育于都市公共文化空间之中，追求酒色与耳目之娱是具体的外在表现形式。这些因素都使得中华酒文化在两宋时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其实，无论是醉卧沙场、大雪满弓刀，还是纵酒放舟、江海寄此生，都是心中需酒，都是情中有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