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在茅台院士风波沸沸扬扬的时候，蹭流量蹭热度的不少。某个号称对茅台酒历史作了深入研究的资深媒体人写了篇《十问茅台酒》，把茅台贬得几乎一无是处。
我们不蹭这个热度，现在事情已逐渐冷却。本着紫红泥酿真正的酱香酒，说真实的话的原则，和这位“著名”记者掰扯一二。
Q：茅台酒是怎么改成53度的?
A：真正了解中国酒历史的人会知道，从远古的果酒，发展到孔夫子喝的“薄酒”，再到李白喝的“稠酒”，武松景阳冈“三碗不过岗”，酿造者的主要追求，只有一个：那就是不断的推高酒精度。
民国时候，达到顶峰!到解放后，度数已经不成问题了，多高的度数都能解决，此时开始“降度”，最终于形成了目前各种度数的白酒。
总的来说，茅台酒选择在53°并不完全是外贸部门的意见，否则为何只降到53度，而不是直接降到40度，毕竟这才是国际上洋酒的主流度数。茅台53度主要还是根据科学和实际情况选择的。不然中国不会所有的名酒几乎都选择在了50-55°之间。
Q：茅台酒真的是只有在茅台镇才能生产出来吗?是不是有这么神奇?
A：解放后两次著名的“日本仿制实验”和“遵义异地试点”以失败告终就说明了茅台的地域独特性。遵义试点名义上是成功，实际上是失败的。最后的结论是：虽然与茅台略有差别，但也来之不易，算得上是酒中珍品。所谓：名为成功，实为遗憾，正是如此。
现在回头想想，当初是什么年代，况且是伟人提出的“要把茅台酒搞到一万吨”，在这种背景下，要真能异地酿制，早就没有茅台镇什么事了。
这些历史告诉我们，“茅台酒只能在茅台镇生产出来”这并不是宣传口号，而是实践得出的真知。
Q：听说茅台酒喝得再多第二天也不“头疼”，是真的吗?茅台酒是否护肝，有保健作用?
A：说实话，医学之事，并不是记者或者我们之所长。作为酱香酒从业者，我们也是“适量饮酒”的坚定支持者。研究表明：饮酒与健康之间存在着U形曲线关系。即少饮有益，多饮有害。
但我们坚决不赞成该记者所说，茅台和其他的酒一样。优质酱香酒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饮时不刺喉，饮后不上头，不口干，不宿醉”，这不是某一个酱酒喜好者的说法，这是酱香酒消费人群的共识。
至于说茅台酒是否真的如茅台前董事长季克良先生说的可以“护肝”，直到现在也没有十分可信的研究报告。但季克良先生从自己的实际经历出发，本身就是一个良好的案例证明。不完全科学，但是具有科学性的。
Q：“带血的茅台”？
A：这是一段比较沉痛的历史。1959、1960、1961三年，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饥饿的年代，茅台酒却不断增大规模，合计产量为2079吨(其中出口139.86吨)。按照茅台酒粮酒生产5：1的比例计算，即生产一斤酒，耗费粮食五斤，2079吨茅台酒，耗去原粮约1.04万吨，约等于茅台酒的产地仁怀县20万人3个月的口粮，如果不酿酒，能够把更多的人从饥饿、死亡的沼泽里拉出来。
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酿造的茅台酒，也就被这位“著名”的记者称为“带血的茅台”。
说这个话的人实际上是无知的，这些数据没错，但认识却错了。要知道，茅台酒的完整的周期是五年，我们按照3年计算(这已经算是短的了，省略了勾兑之后一年的贮存时间)，也就是说，所谓的1959年，1960年的912吨的酒产量，实际上是之前几年，大约是1956-1957年的粮食酿造出的，那时候正是浮夸风盛行的时候。
真正1959-1961年的投粮我们可以根据1962年的产能来看，从1962年开始一直到1971年，这十年时间茅台酒的年产量都在300吨左右，其中最低的时候才250吨。并且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大约每年50吨是要用于出口创汇，换成新中国发展急需的物资。
要知道，当时的新中国是被国际封锁的，而茅台酒则是当时少数能出口换外汇的硬通货，茅台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属于战略物资。从这点上而言，茅台酒对新中国的发展可以称得上是居功至伟，哪里会像人评价的“带血的茅台”。
诚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人遭受了极大的困难，当地也出现了不少悲惨的事，但这个锅要背也是“大跃进”的政策来背，将一地人民生死的锅背在一个企业身上，是何其荒谬!
限于篇幅，也只能简单与这位“著名”记者掰扯几句。当然，这位记者倒不完全是“满嘴跑火车”，其中几问倒也有些根据。比如茅台的“巴拿马金奖”之争、“布告”风云、“国宴”之谜等。
只是对于企业而言，不管是“金奖”还是“国宴”，亦或是“布告”，其实都是品牌营销的手段之一，故事而已，不可太当真。
茅台，不管如何，扛着半个贵州前行，还要防这些“著名”记者的明枪暗箭，实属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