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与“酒”是我国古代文学艺术中的两大意象，历代文人骚客都曾不吝笔墨地对这二者进行了书写。在传统认识中，“梦”是形神、心物乃至天人关系的曲折反映，而“酒”则以其与生俱来的物质属性与精神气象深受艺术家的重视和青睐。纵观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梦”与“酒”作为两大审美意象，与中华传统文学艺术渊源深远，与诗、词、赋等抒情性艺术相映成趣，又时常进入戏曲、杂剧、小说之中并与之相得益彰。
我国代文学艺术中的“梦”意象与“酒”意象由来已久，早在先秦时期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已出现了涉及梦的作品如《关雎》、涉及酒的作品如《大雅·既醉》等诗作。战国中期，《庄子》中书写梦的文章多达十篇，并开始有意识地对“梦”展开形而上的思考，诸如“庄周梦蝶”“真人不梦”等典故与观念，将梦这一特殊情况拓展为一种较为指向固定的意象。到了战国末期，楚国大诗人屈原对“梦”与“酒”意象的书写更是史无前例的浪漫而抒情，奇幻色彩浓郁。在他的《九章·惜诵》中这样写道：“昔余梦登天兮，魂中道而无杭。吾使厉神占之兮，曰：‘有志极而无旁’”，胸中有满怀的壮志与抱负，但却只能在梦中得以抒发，无限的愤懑之情只能在梦中说与鬼神听。到了《九章·招魂》篇中：“瑶浆蜜勺，实羽觞些。挫糟冻饮，酎清凉些。华酌既陈，有琼浆些……美人既醉，朱颜酡些”，在这个想象的人鬼共处世界中，人神鬼怪共饮美酒，在醉意醺醺中，一片美轮美奂、奇幻瑰丽的景象缓缓出现，毫无违和感。至此，文学艺术中对“梦”与“酒”的书写产生了融汇。
到了两汉时期，“梦”意象与“酒”意象渐趋成熟，司马相如的《长门赋》、班固的《通幽赋》、王延寿的《梦赋》等都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对“梦”与“酒”进行创作，其中尤以王延寿《梦赋》最为典型，不仅详细描述了梦境的光怪陆离、奇幻瑰丽，更是通过对“梦”意象的成功塑造而彰显“梦”意象的怪诞性、虚幻性、多变性等审美特质。邹阳《酒赋》、扬雄《都酒赋》则是赋予“酒”意象更多的感情色彩和政治讽谏之功能意蕴。“梦”与“酒”作为古代文学艺术中的两大审美对象，伴随着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不断发展而渐趋成熟。它们之间的隐藏关联也越发显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