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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寻
在准备这期文稿时，常有朋友问：这期主题是什么？我回答说：卢作孚。经常遇到的是惊讶：卢作孚是谁？
是的，长期以来，已经没有人知道卢作孚是谁了，就连很多学近代史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也不知有这么个人物。
毛泽东曾经说过，搞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工业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他们都是为发展我国民族工业有过贡献的人。”
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感谢毛泽东的这段话，它让人们知道历史上有卢作孚这么一个人。
据记载，毛泽东是在与黄炎培的一次谈话中讲的这段话，至于他当时想起了这些人的什么也不得而知。对我们来讲，毛泽东的话是我们接近卢作孚的一个向导：
卢作孚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做过什么？
我们为什么不能忘记卢作孚？
我们不能忘记卢作孚的什么？
不能忘记者，因其不朽也！
古人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所以，我们不妨从立德、立言、立功三个方面，看一看卢作孚留下了什么，他是怎样进入中华民族那些永垂不朽的英雄殿堂的。只不过按照人们能接受的习惯，我们先从最让人有直观感受的立功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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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1893年4月14日—1952年2月8日），出生于重庆合川县一个小商贩家中，因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就辍学，但他天资聪颖，有极强的自我学习能力，自学了近一年，就可以给中学生上课了，而且编写了一套专供中学生使用的教材，有《卢思数学全解》《中等代数》《几何学等最新讲义》等数种。1910年，他参加同盟会，随后担任成都《群报》《川报》记者，1919年接任《川报》社长兼总编辑，同时，还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1921年，卢作孚任沪州永宁公署教育科长，开展通俗教育运动，1924年在成都创办民众通俗教育馆。1925年，他在合川创办民生实业公司，该公司后来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船运公司。1927年，卢作孚到北碚出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峡防团务局局长，在清剿匪患的同时，他在北碚进行了现代化建设实验。在这里，建成了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组建了当时四川最大的煤矿—天府煤矿；创建了西南最大的纺织厂—三峡织布厂；创办了中国唯一的民办科学院—中国西部科学院；还建立了图书馆、博物馆、学校、医院、体育场、公园等诸多现代城市设施，率先建成乡村电话网络。补充一句，1925年在合川创办民生公司的同时，他还创办了合川发电厂和自来水厂，使这个内陆偏僻落后的小县城第一次有了电灯。
1939年9月24日，卢作孚在汉口航政局改良木船试航典礼上发表演讲。
他一生中数次担任过政府官员，但每一次都是临危受命，在那些岗位上的贡献是极其杰出的。
1935年，他接受了四川省建设厅长的职务，他在成都建立了家畜保育所，制造大量血清，以预防家畜病疫，并推广家畜良种。同时，在重点畜牧地区，建立家畜保育站（此条据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所记，笔者未考证，卢作孚先生推动建立的家畜保育所是否是四川最早现代家畜防疫机构）。他促成了中国植物油厂的建立，促进了桐油的出口。他建立了甘蔗试验场，引入印尼爪哇甘蔗品种进行试种，建立了四川第一家用机器制糖的现代工厂。他设立蚕桑改良场，引进良种桑苗五万株，于南充、乐山、巴县设立制种场，同时还成立了蚕丝管理局和四川生丝贸易公司，专门负责生丝出口工作。他组织了七个地质矿产调查队，分赴全省调查各类矿产资源，绘制了全省的矿产分布图，此后著名的攀枝花铁矿就是在这期间发现的。他在任内还加急建成川鄂、川湘、川康等公路干线，对省内公路网进行了扩充，这些公路的建成，对后来的抗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上成就是在约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内完成的，我不知道，在现代中国历史上，还有几位这样高效的厅级公务员!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卢作孚就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指挥组织了抗战前期东部沿海工业内迁和川军出川抗战的战略运输任务，将数十万吨货物，数百家工厂、学校、医院等企事业单位运入西南大后方，数十万部队运往前线，被誉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这么巨大的运输任务，这么紧迫的时间，而基础运力又是那么薄弱（其中80%的运输是民生公司承担的，另外还租用了2000条木船）。最紧迫的是1938年秋，武汉失守，大量后撤重庆和迁川工厂物资九万多吨，堆集在宜昌，以当时的运力，将它们运往重庆，至少需要一年以上时间。而长江上游的枯水位仅仅只有40天即将到来，到了枯水季节，吨位较大的轮船就不能航行。卢作孚经过精细的计算、周密的组织指挥，硬是将2/3的货物赶在40天之内运出，又用了20天，运完了剩下的货物，创造了奇迹。而自1929年就开始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北碚，也收纳了西迁的大量企事业单位，复旦大学、江苏医学院、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勉仁中学等十五所大中学校，中央研究院的动植物研究所、气象研究所、物理研究所、经济部矿冶研究所、中央地质调查所、农林部中央实验研究所、军政部陆军制药研究所等多家科研单位迁入北碚。由河南迁来的中福公司与卢作孚创办的天府煤矿合并，组建起战时后方最大的能源基地。常州迁来的大成纱厂与三峡染织厂合并组成大明纺织公司。经过数年建设的北碚为承载这么多新进的企事业单位提供了基础。
1940年7月30日，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全国粮食管理局，任命卢作孚兼任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当时，重庆等西南后方城市，由于大量西迁人员的涌入，粮食供应紧张，而抗战前线由于军粮供应不上，也到了即将断粮的地步。所以，国民政府才新成立这么个机构。卢作孚以其精密的计算、优秀的组织和坚决果断的监督实施能力，出色地解决了问题。工作量之巨大，令人难以想像，仅四川巴中一个地区，就同时动员了30万人运输粮食，保证了前线后方均没有因粮食问题而发生恐慌。
（行文至此，想起卢作孚去世之后，1952年5月1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参加五一庆典的国家副主席张澜说：“作孚先生是一位人才，真可惜啊！”可见，毛泽东对卢作孚的才干是十分钦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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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是一位实干家，一个人要做那么多的事情，自然难以分心著文。但他同时也是一位思想深刻的思想家，他的所作所为，有着深刻的思想自觉，在他存世的不多的著作中，我们能看到其夺目的思想光芒。
卢作孚先生遗墨
有研究者指出：“在旧中国，卢先生第一个提出‘现代化’的观点，并对其具体内容和目标做了明确的规定。”①卢作孚是不是第一个提出“现代化”这个概念的思想家或实业家，或许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其本人对“现代化”这一理念的论述是极为系统与深刻的。他1934年1月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章《从四个运动做到中国统一》，明确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口号，他说：“内忧外患是两个问题，却只须一个方法去解决它。这一个方法就是将整个中国现代化。换句话说，就是促使中国完成现代的物质建设和现代的社会组织。”在他的著作《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1934年8月—11月）（《卢作孚全集》第二卷）、《论中国战后的建设》（1944年9月）、《中国应该怎样办》《为什么要发行这小小的半月刊》（1932年7月12日）中，他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现代化的认识。
他说，中国本来是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人民过着散漫的日子，其观念的核心是家族以及亲戚、同乡、同学这些能直接接触到的小集团，没有民族和国家这种大的公共社会的理念与责任感，人们的实际行为动机是本人出人头地，在乡里邻人面前光宗耀祖，此种观念下组成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便形成只为家族、同乡等小集团谋利的行为方式。本来，这么千百年地过下去也没有什么大的妨碍，但“不幸”，科学的出现将人类推进到现代社会，科学所带来的巨大的生产力的变化使得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突破了家庭、乡里这种小集团，必须有基于新的公共意识的国家和社会组织，才能在现代世界生存下去。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任何民族都无法抗拒，“你可以打倒帝国主义，但不能抵御这种新世界”。中国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学习引进现代的科学和物质生产方式，只能建立起足以支持现代科学与工业发展的社会组织方式，只能用先进的现代文明生活方式取代旧有的落后的传统生活方式。而现代化的核心环节是人们观念的现代化，就是让人们放弃旧有的家族、亲戚、邻里、同乡、同学等为核心的小集团观念，建立起服务于广大社会和国家的现代的公共意识（他这种观念与蒋廷黻的观念十分接近），在人们基本的现代公共观念没有形成之前，任何的政治革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新上台的政治团体里那些人仍然抱着只给家族和熟人小团体谋利的动机，其新建的政权依然会任人唯亲，没有公共法律意识，建立不起现代文明秩序。改变人民的观念，仅靠政治运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卢作孚提出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企业、社会组织学诸多形式的训练，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使中国逐步建立起符合现代文明的社会组织形式。
他办教育、办企业、搞现代城市建设实验，其核心都是为了培训出有现代观念的新人！由于这种思想观念，他并不认同共产党人的革命理念，他和中共早期的领导人恽代英、肖楚女等都是好朋友，但在观念上有差别。在经济方面，他接受计划经济的思想，但认为应在私有财产的经济制度基础上，实施经济计划。他提出必须合理地处理好国营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关系。他认为，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国营经济的发展是必要的，但国营经济的发展应“只限于人民不能经营的事业”。政府的计划管理是有限度的，“一个政府确定计划，只限于政府直接设施的范围，不能为民间确定计划”，“政府亦自不能妨碍人民的自由。人民有选择职业及投资选择事业的自由”，“产业本身的管理责任应由主办产业者自负之，不应由管理机构代负之”，政府更“不宜以投资地位控制一部分产业，负责生产本身的盈亏成败”。卢作孚的思想基于对当时美、英、苏等世界强国的经济观察，也基于他本人办民办企业与国民党政府官办企业博弈的真切感受，浸透了现代的理性精神。这些观念，和改革开放后，中共逐渐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十分相似的，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和当时几乎完全照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念是有所冲突的，如果仅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现今这段历史时期来看，卢作孚的理念是超前的，这种超前性是他后来悲剧性结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那批共产党人看来，卢作孚的思想是“落后的资本主义”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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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是天赋很高的人，他曾经考取过四川优级师范学校、测绘学校、军医学校等，这些学校都是免费的，食宿不收钱，但他觉得学校的教育知识有限，不如自学效率高。他的自学能力极强，所涉猎的范围也极其广泛，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学校的正规毕业生，凭他的智力水平，为自己谋个高官厚禄是轻松平常的事。可是这位出身贫寒的青年才子，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国家，献给了人民。他创办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公司，除了领取薪俸外，从来没有领取过红利。他是公司的总经理，公司给他了一小部分干股，这部分干股他捐给了他创建的兼善中学。他不是资本家，充其量只能算是职业经理人，所以，当时四川省主席张群称他是一个“没有钱的大亨！”但他对民生公司倾注的心血都比任何一位股东都大。所以，当三反运动时，某些人说他是资本家，逼着他做检查时，他第一句话就是“各位，我自问不是想当资本家来搞企业的”，言下即泣。
对于卢作孚的品德，凡是了解他的人都给予高度的评价。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写道：“我一生东奔西走，相交者可谓不少，但唯有作孚总是我最敬佩的至友。他是位完人。”“作孚有理想，有大志，他深知要使中国富强，必须发展交通”，“他极富创造力，具有实现理想的才干和毅力。他组织公司的资本，是向朋友或外国借款，自己并不想赚钱，忘我忘家，绝对无私。”“他的生活非常简朴，常年穿一套中山装。为了节省梳头的时间，他剃光头。”
另一位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评价卢作孚说：“作孚先生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比于古之贤哲焉。”梁漱溟先生的风骨天下皆知，从不谀人，他对卢作孚先生的评价可谓到位，卢先生确实达到了传说中古代贤哲的境界。
1952年2月8日，卢作孚服用安眠药自杀身亡。关于其死因，优秀的作家赵晓铃女士在《卢作孚的选择》一书中有详尽的描述，本文就不细说了，只是简单地复述其要点。其一，卢作孚所主张的公私合营方案是国家只作为部分股东，控股民生公司，而不干预其具体运营管理，保证公司的经营独立性，这一原则和当时党中央正准备搞的资本主义改造思路是有冲突的。当时，中央已经逐渐改变了《共同纲领》中“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正酝酿实行“和平赎买”的资本主义改造的政策，简单地说，就是给过去的企业主逐期付一定的股息，企业主从此完全退出企业的经营管理，企业逐渐转为国营企业。其二，民生公司的创办人员，包括股东和已经工作了多年的高级管理人员，为民生公司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抗战以后，股东们基本没分过红，高级管理人员们抵御住了各种诱惑，没有投靠官营企业，没有逃往台湾。卢作孚深知，这是出于大家对他本人的信任，个人情义是民生公司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但在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中，他的骨干成员越来越多地被开除，甚至被枪毙，他已经没有能力去保护这些与他有恩有义的同事和战友了。企业不能再作为一个独立的经营实体存在，道已失；对信赖自己多年的朋友沦入危难，竟无能为助，已无法尽义。
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云“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舍生而取义也”。
卢作孚是一个具有现代理念的、先进的中国人，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为上，对国家的现代化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他还是一位继承了中国古代圣贤人格的伟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勇敢地做出了舍生取义、以身殉道的选择，他是艰难顿挫的中国现代化路程上的一座道德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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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卢作孚就是生活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会从点点滴滴的具体事务上，感受到他的好来。
他当过教师，教数学时循循善诱，不是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而是要搞明白原理，他教的低年级的学生的水平比高年级的还高。他教物理时，特别注意让学生在生产实践中掌握物理知识，比如讲到“度”这个单位时，就带着学生去医院和附近的工厂，让学生直接观察温度表的使用，加强对“度”这个单位的理解。教国文时，有次帮另一个班级改作文，作文题目是《欧化文体，何以不适宜中国文学》。卢先生认为“欧化”二字就欠妥，因为欧洲文体有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究竟是指何国文体，一般学生未尝一一学过，自然无法解答。有一个学生作文写道：“我自顾我的能力，绝不能解答这一个问题，但是先生既然出这一个题目了，没奈何也要勉强敷衍这一篇文章。”卢作孚先生以为此文极好，请所有老师和同学传阅。他认为，教国文犹如教说话，说话通畅，写下的就是好文章。他教国文时，不用教科书，专创一套教学生学会从身边实际事物观察、描写的方法，效果很好。他认为统一的教科书只能作参考，各地区的学校应结合本地实际编写这些教材，让孩子们从身边能感受到的实际事物开始接受知识，培养观察、思考的习惯。设想，如果我们遇到这样一位教师，是多么幸运啊。
他看待事物，从不文过饰非。但是，又总是从乐观、积极的角度去看问题。1944年10月，卢作孚要到美国参加国际通商大会，行前，复旦大学、中国西部科学院等学校为他举行欢送会，他在会上的一番讲话很能代表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兹摘录如下：
中国人最喜欢批评，外国记者的新闻材料，也许就是从中国人的口头上得去的。在外国报章杂志上的批评，也许就是中国人自己的批评。例如：四川人就最会讲四川人的坏话。有一次，一个家庭请了十位客人在一个纪念的日子吃饭，自己和另一位四川朋友也在座。这位四川朋友就在席间大发感慨地说：“有十几年未回四川来了，这一次回到成都，感觉到成都非常之腐败。”我问：“何以见得呢？”他说：“有的人还在戴着一顶瓜皮帽，有时将瓜皮帽脱放在桌上，用长而黑的指甲，搔着头皮乱飞。”我说：“这固然是腐败。”他又说：“有的朋友脚上还踏着一个灰笼（一种取暖用具）。”我说：“这尤其腐败。但是，你看见好方面没有呢？（成都）深夜还有打锡箔的声音，缝纫（机）的声音，黎明就有卖豆腐的声音，卖豆芽的声音……你听着没有呢？”答说：“我没注意。”（我继续说）：“又如，天一亮，所有的店铺门都开齐了，你走到长江下游任何地方，商店开门都没有这么早。（成都的）许多家铺子，外在是商店，里面便是工场。上海的大百货商店，一疋（pǐ）一疋的绸缎，五光十色地扯得很长，但很少是自己织造的。有一次在成都同晏阳初先生出城，到处看见都是水头，凡是水头都有水磨，凡是水磨都在（转）动。这些，你看着没有呢？”他说：“也未注意。”“还有，成都终年无一片闲土，一出城遍地都是黄金。因为那时的地（里），种满了油菜和粮食，而（油）菜较其他农作物高，所以便看着一片黄色的菜花了。我说：‘我们是到了黄海！’晏先生说：‘我们是到了金海！’这些，你看着没有呢？”他说：“也未注意到。”我便说：“因为你只注意到腐败去了。所以从头上到脚下，看到的便都是腐败。如果你换一个镜头，从另一个立场去观察，则你所见所闻，即有很多好的事实，值得你称羡，值得你快慰不止的”。旁坐的人都说：“四川到是需要像你这样一个宣传家！”
其实，不过他提着成都，随便就成都举个例子。至于四川，值得说的当然更多。例如：四川人种地，一直种到山顶上去了。省外的人对山地坡都放弃不种。所以我说：“外省的种植是计平面的，四川人的种植，已经由平面进到立体了。再有，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四川是尽了主要的力量；机器、物资的抢运，民众的撤退，都是靠四川的轮船搬运进来的；兵员的补充，军需的接济，也是靠四川的轮船输送出去的；迁到重庆的许多工厂、学校，还靠重庆原有的电力，驻渝的机关商旅，还引用重庆原有的自来水；如果没有四川的原有基础和努力，连你今天想回四川，也难能了。所以，四川人需要认识四川，中国人尤需要认识中国，万不可鄙薄自己，只批评自己的短处，而不去发扬自己的长处，更不去改善自己的短处。我这次出去，虽然积极的保证没有，消极的保证却是有的，就是：‘绝不说自己的坏话’。”②
这就是卢先生，他知道中国的落后，并付出毕生的心血来改变落后的生活习惯，比如在北碚，他就下大力气去推广公民卫生运动，改变那位论客所指出的四川人不讲卫生的习惯；但同时，他从四川人民每个劳动和生活的细节入手，观察到他们勤劳刻苦的美德，观察到他们创造出的美丽，观察到他们取得的每一点进步。他懂得说话的家里家外，出了国，至少不能再给别人提供批评自己祖国的口实，回国，还要身体力行地改变中国存在的各种短处。这是一位从内心深处深深地爱着自己祖国和人民的人。这种爱给了他自信，给了他奋斗的勇气，也应该受到千秋万代的中国人的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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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记卢作孚，不仅是因为他已经留下的不朽业绩，更重要的是，我们仍处于现代化的过程中，他所思考的转型过程中的问题，依然在我们的生活中活生生地存在着。比如，卢作孚所说的中国人的家族主义、小团体主义思维方式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中共十八大以后，强力反腐，所查出的有问题的官员中，几乎全都有这种给自己家族谋私、搞小团团伙伙的毛病。再比如，卢先生付出生命代价所捍卫的市场经济制度，虽然已经是种官方政策了，但在其每个基本细节上，都还缺乏现代理性主义的解读与共识，正如当代学者丁东所说的那样：“中国现在虽然重新肯定了市场经济，重新肯定了企业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但过去曾经膜拜过的历史哲学都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甚至还被当做旗帜供奉。不进行这种清理，再度折腾的危险仍旧存在。”③
丁东先生并没有危言耸听，关于市场经济中各种至关重要的认识上，确实还存在强烈的非理性色彩。比如，在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上，还没有完全放弃加在这两种经济组织上的极富道德色彩的观念。事实上，无论国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各有优缺点，这种优缺点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反映出的强度也不同。国营企业有助于贯彻政府的某些决策，执行行政命令是其天职，当一个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特别是中低收入人口上升渠道缩窄后，欧洲所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都搞过国有化运动，强调所谓公平。但国有企业又一定会带来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经济发展丧失活力的后果。所以，搞过一段国有化的那些国家又重新搞非国有化，出售国营企业，用私人经济（也就是民营经济）的活力来重新激发经济的发展。私人经济（即民营企业）的长处是有活力，有创新激情，但也有逐利心过强、触犯法律的问题，有因竞争而产生的混乱无序等。因此，无论对国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应该客观、理性地看问题，不宜再以“国营企业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私人企业只是资本家个人谋利的工具”“民营企业具有原罪”等理念看待问题。如果不从根本的理念上根除充满乌托邦和道德化的思维习惯，确实有可能再蹈覆辙。
人类是局限性的动物，每个人居于社会下层时，都有追求上层社会生活条件的冲动，但他们习惯于把自己追求上层社会生活的冲动称作“追求平等”，而且以仇视上层生活方式的形式表达出来，这样，既能克服心理上的自卑感，还能获得道德上的优越感。过去，很多富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观念和话语就是基于这种心态而产生的。尽管任何以平等为口号的革命所建立起的仍是变了相的等级社会（这是人类先天的局限，永远不可能超越），但因为当时的革命者多已经进入新体系中的上流社会，他们便默认了现实，但是，如果不讲清楚激发当年革命的真正社会动机的话，新的社会下层的人依旧会用同样的方式再度革命。这里所说的“革命”是狭义上的革命，基本上等同于夺权，而非马克思意义上的革命。马克思所说的革命是指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它不是存量的博弈，而是变换了创造增量的机制。从马克思所说的意义上来讲，只有现代化，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以往的政权更迭，只是改朝换代。因为现代化是基于理性主义革命上的产物，理性创造了科学，科学创造了新的生产力，新生产力极大程度地提高了所有人的生活水平。理性还让各种人对自己的诉求、表达诉求的方式、实现诉求的机制可以如实客观地讨论，以互相配合的方式建立起既有社会阶级，又能保证个体合理的垂直流动通道，让收入水平、生活条件、社会地位这些差别成为每个人奋斗的动力，而不是仇视的目标。这是现代社会优于中世纪的最重要的特征。中国正处于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几乎所有问题都如卢作孚先生八十年前所说的那样，都要靠现代化的方式来解决，这是我们纪念卢作孚先生的现实意义。
当然，现代化不是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那些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依然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些是老问题，有些是现代化本身带来的新问题，但不能因为现代文明也有问题，就不去实现现代化了，现代化这个方向是不能动摇的。人类社会存在的很多问题，产生于人类先天的局限性，恨人有、笑人无，一旦过上安逸的日子便不思进取，若无外力的监督，绝大多数人都不能自觉自律，这是人类的天性，无论何种社会组织形式，这些人类天性造就的问题都会存在，现代化社会比之于人类以往一切社会的优点就在于可以让人们理性地认识和讨论自身的局限性，以理性的、非妄想的方式解决问题。我们要明白，现代化解决不了贫富差距，甚至缩小不了贫富差距，现代化消灭不了战争，不能让所有人都不劳而获地过着各尽所需的日子。任何通过一场革命或战争就可以实现永久的大同世界的梦想早该清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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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重庆合川区卢作孚的故居被作为重庆市抗战遗址、合川区文物保护单位被保护起来了，位于合川区老城区文华街61号的芭蕉院。文华街是条老街，街道不长，有些窄，路的两旁多是卖服装的店铺，卢作孚故居的牌坊，就矗立在一片高楼之间。笔者曾两次拜谒过此处故居。2016年去时，巷口尚无芭蕉院的说明，2017年再去时，巷口钉上了铭牌，说明芭蕉院原为合川县知名人士刘约、宋晓夫私宅。1919年秋，17岁的邓小平留学法国途经合川，受刘约招待曾在芭蕉院小住。在巷内卢作孚故居的说明牌上，写着“故居系卢作孚少年时的恩师、后为挚友及民生公司创始人之一的陈伯遵所赠送，1912年—1926年的十余年，故居为卢先生的主要居所，先生在此完成了民生公司的初创，1927年至抗战胜利，卢作孚常奔走于武汉、重庆、北碚、合川等各地，回家乡后总在芭蕉院小住。解放后，故居捐赠给国家。”可能当时芭蕉院范围较大，今天只存在东西相向的两栋建筑，据介绍总面积573平方米，建筑面积275平方米，建筑为晚清穿斗式木结构建筑，现在复原了卧室、书房等家具。而民生公司这么伟大的事业就在这么一座小木楼中启程的。室内挂有卢作孚生平事业的简介，没有专门的讲解员，只有一位看守的工作人员。据她介绍，现在民生公司经常组织职工来这里参观，平时游客不多，星期一休息。从巷口牌坊到卢作孚故居约有30米的小胡同，中间还有一个小卖部，胡同边上有人家在照常生活。这个故居虽然不大，不像一个大纪念馆，也没有停车场，人不多，有些落寞，但弥漫着真实的生活气息，让人觉得更能接近当时的生活状态。
北碚，则无处不见卢作孚的痕迹，尽管这座城市对卢作孚的宣传力度没有南通对张謇的宣传那么大，但由于卢作孚在北碚搞了近二十年的城市建设，所以，街道、建筑基本上都留有当年的痕迹。北碚老城区的街道在今天看来，不够宽阔，但是，连通性很好，可见当年规划道路时是非常科学的，卢作孚1927年担任峡防局团长时开始搞北碚的城市建设，把一个落后的小乡镇，建成了花园般的城市。开始，每条街道有别的名字，抗战发生后，每沦陷一个省或直辖市，北碚就将一条街道以其命名，以志收复失地之心。北平沦陷后，文华路即改为北平路；日寇占领天津后，人和路改为天津路；上海失守，金佛路就改为上海路；南京失守后，均和路改为南京路，……等等，当时改名的街道有15条。两位在抗战战场牺牲的将军王铭章和郝梦麟也各自命名了一条路，另外，还以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蔡锷和梁启超命名了两条道路。
北碚与卢作孚直接相关的建筑是卢作孚纪念馆和北碚公园中的作孚园（即卢作孚的墓地）等。卢作孚纪念馆即当年峡防局办公之地址，建筑是当年的建筑，古色古香，内部陈列的展板、照片及实物比较丰富，对卢作孚的事迹介绍较完整。出此纪念馆不远，便是当年中国西部科学院的旧址，如今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主体建筑犹存，只是还没有开放，大门紧锁。看来，北碚在宣传卢作孚方面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北碚卢作孚纪念点图片参见本期周鸣鸣教授的文章《你应该知道的北碚》）。
现在，北碚最引以为傲的公共建筑是重庆自然博物馆，据说是中国目前最大的自然博物馆。馆内空间确实较大，认真看的话，得用一天的时间。给笔者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居然有个“贝林厅”，开始不明白怎么回事，看后才知道，贝林是个人名，全名为肯尼斯·尤金·贝林，是美国一位企业家，他收藏了很多动植物标本，捐给了重庆自然博物馆，数量巨大。看着这些标本，我不禁在想，这就是市场经济的魅力之一，要不是私有经济，他也没那么多钱收集标本，又用什么捐给中国！如果卢作孚一直有机会发展他的实业，他当年所建的博物馆规模可能比现在的重庆自然博物馆还大，他或许也可以到世界各地去收集动植标本，或者把他收集的标本捐给国外的博物馆，促进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和科学文化交流。不能说资本家没有过剥削，也不能说他们创造财富的初始动机不是出于个人发财致富的梦想，但是，归根结底，他们主导或驱动下所创造的财富是属于全体人类的，那些最有才干也最有激情的优秀者们，创造出的财富会推动整个人类的进步。
①李继樊著《卢作孚人才思想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杨光彦、刘重来主编《卢作孚与中国现代化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P61—P80。
②文明国编《卢作孚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P230-P232。
③赵晓铃著《卢作孚的选择》，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卢作孚的选择·序》P2。
本文节选自《休闲读品》2017年第3期
编辑： 九章 审核：子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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