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看，南宋王朝是个衰弱的王朝，
但也是个英雄辈出的王朝，总有些优秀人物，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竭尽全力捍卫国家的尊严，
如岳飞、陆游、辛弃疾、陈亮等等，
在这一系列优秀人物中，最优秀者当是文天祥，
他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
大宋王朝可以亡，但中国不会亡！
文天祥（1236年6月6日－1283年1月9日），初名云孙，字宋瑞，一字履善。自号文山、浮休道人。江西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人，南宋末年文学家，爱国诗人，民族英雄，与陆秀夫、张世杰并称为“宋末三杰”。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状元及第，官至右丞相，封信国公。于五坡岭兵败被俘，宁死不降。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十二月初九，在柴市从容就义。著有《文山诗集》、《指南录》、《指南后录》、《正气歌》等。
公元1236年6月6日，文天祥诞生于江西吉州庐陵县的富川也就是今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他父亲文仪是一位饱读诗书的乡儒。而且他的家庭很殷实，庐陵县是产生过“名人”的地方，这里欧阳修、杨邦义、胡铨，等前辈。所以文天祥从小立志：如果不能跻身于这些人物的行列之中，就算不上大丈夫。在公元1256年，文天祥和弟弟文壁一起参加科举考试，同被录取为奏名进士。在随后的殿试中，文天祥被点为当期状元。
当时的皇帝是宋理宗赵昀，他提出了五个问题，核心意思是人们都说存在着天理和天道，只要国君克制己欲、勤于国政，就会实现天道、天理，并得到天之保佑，可是我虽然很勤奋、很努力、很克制，但为什么还是内有盗贼、外有边患？等等这些问题的实质是道德手段能否解决实际政治问题，而皇帝个人勤勉节俭是否就能解决眼前的内外危机。文天祥在殿上做了洋洋万言的答卷，这位年仅21岁、尚未经历世事风霜的年轻考生，言论之中有着太多的不切实际之处，他提出的解决时弊的办法几乎没有任何可操作性，但是，其字里行间所涌动的那种生命激情打动了已经五十一岁的皇帝赵昀，他点了文天祥的卷子为第一。
中了状元之后的文天祥，先后在各地做过不同的地方官，和那个时代的绝大部分官员一样，留下了一些政绩，也因为参劾某些官员数次被免职，这中间的是非对错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明白的。文天祥主要是在当时的后方江西、湖南一带做官，尽管当时的宋元前线战事不断，但和后方的大多数官员一样。文天祥过着声色犬马的奢侈日子的，这一点用不着回护。文天祥的可贵之处不在于一开始就与这种没心没肺的奢侈生活无缘，而在于能从这种颓废奢靡的生活中挣脱出来，幡然悔悟、痛改前非，更可贵的是，在后来极其艰苦的囚禁生涯中，从不动摇，没有被重返这种奢侈生活的诱惑而俘虏。
江西吉安文天祥纪念馆
公元1274年十二月，元军攻下鄂州（今湖北武汉），顺流东下，次年（1275年）正月十三日，谢太后下旨各地官员率兵勤王救京师。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文天祥才一改其往日“状元官僚”的颓唐生活，转而和这个行将灭亡的王朝一起承受各种苦难。当时他是赣州知州，在当地招募了近万人的军队，开往临安方向勤王。建立这支部队时，主要得到了当地豪杰、退休官员陈继周父子和溪峒少数民族部落的支持，但仓促中召集的人马缺少足够的训练，战斗力并不强。
就这样，文天祥带这支并未经过充分整编和训练的队伍和一腔为国牺牲的慷慨激情上路了。果不其然，这支队伍转折行进了一年左右，直到第二年初，没打过一场像样的仗。十月十五日，他赴平江府就任，当时元军正猛攻江苏常州；十月二十六日，文天祥派尹玉、麻士龙、朱华等人率兵三千前往救援，在五牧战败，尹玉、麻士龙战死，这三人是文天祥从江西带来的勤王将领，想必其部队也是他招募的江西义军；十一月二十二日，文天祥撤守余杭独松关；二十三日，独松关失守；二十四日，平江府降元。
文天祥在实际政治军事活动中没有建树。大凡历史上的道德英雄，均不是有实际才能的政治干才；而有实际功绩的政治干才，在道德上往往瑕秽盈身。文天祥固然没像曹操一样，成为扶持流亡朝廷、独霸一方的军阀，但也没落得“奸雄”的骂名。事功与道德不能两全，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人类政治活动本身使然，文天祥不能游离于其外。
公元1276年（宋德祐二年）正月，文天祥已败退入临安，朝廷任命他为临安知府，他辞而不受，正月十八日，元军已进驻临安以北的皋亭山，离临安城只有三十里。这时的宋朝中枢，已经完全涣散，包括右丞相留梦炎在内的大批官员逃跑，正月初五上朝时，从早上到中午，只有六个官员来上班。
起初，太皇太后谢道清拒绝了带着六岁的德祐皇帝（宋恭帝）离开临安，她以为有自己的坚持就可以换得朝廷的稳定，但到了正月初五前后，她发现这个想法已经极不现实，官员大量逃亡，没有多少人愿意接受任命，没有人愿意再当这个行将灭亡的朝廷的官，连文天祥也不愿意当。她本人也一度准备带着宋恭帝撤离临安，但在行动时，发现既没有随行的官员，也没有护送的军队，原来那个唱高调的宰相陈宜中也跑了，不见踪影。她只能守在宫里，等着投降了。
当时的临安城里，已经秩序大乱，竟由元军统帅伯颜派了一支队伍进城来帮助维持秩序，谢道清的宫室没被乱兵抢劫，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元军保护的。这时还坚持“在岗”的南宋官员已经知道，自己是在给元朝当官，不是在给宋朝当官了。
正月十九日上午，谢太后任命文天祥为枢密院枢密使，到中午时，发现右丞相陈宜中已经逃跑了，就再加封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兵马。从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个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天下兵马大元帅”，但实际上能做的事只是作为宋朝的最高投降代表，去元营履行投降手续。所以，文天祥辞而不受，但他又看着谢太后实在可怜，不忍拒绝，所以，只愿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出使元营。
正月二十日，文天祥带着也是临时任命的左丞相吴坚、同知枢密谢堂、临安知府贾余庆等到元军营中去见伯颜。到了元营以后，伯颜以为文天祥是来投降的，没想到，文天祥发了一大通议论，指责元军侵宋是毫无道义的侵略行径，要求伯颜立即撤军。伯颜大怒，将文天祥扣留在元营，把其他人派回去，继续落实投降仪式各项事宜。
不过，伯颜和很多元军将领都很喜欢文天祥，他那副慷慨磊落的英雄气概让元军将领们很欣赏，这段时间，他们见过太多贪生怕死前来乞降的宋朝官员了，这么豪迈英俊的人物还是第一回见（《宋史》记载文天祥长得很帅，“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他们都称文天祥为宋朝第一大丈夫，把他软禁起来，待若上宾。
江西吉安文天祥墓
没有了文天祥，投降仪式也得搞，1276年二月初二，南宋朝廷履行了正规的投降仪式，二月初八，伯颜带着投降的宋恭帝北返，把文天祥也带着一同走。没想到，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行至镇江时，二月二十八日，文天祥和随从杜浒等共十二人逃离了元营。
逃出元营后，文天祥等人先逃到了还在宋军控制下的真州（今江苏省仪征市），真州守将苗再成接纳了文天祥，两人还共同慷慨激昂地规划了一番起兵抗元、收复失地的大计。但没过两天，苗再成接到了他的上级、驻守在扬州的宋淮东置制使李庭芝的一份密令，让他杀掉文天祥。原来，元人发现文天祥逃跑后，便放出风来，说是派了一名已降的宋丞相潜入宋地做内奸诈城。头脑简单的李庭芝信以为真，便给苗再成下了这道命令。
接到这份命令后，苗再成颇费踌躇，以他这两天与文天祥打交道的经验，他觉得文天祥不像个来卧底的叛徒，所以，不忍心下手杀了文天祥，不杀吧，又违背了上司的命令。他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第二天（三月初三），以视察城防工事为名，将文天祥骗出城去，告诉了他上级的命令。文天祥当时很激动，决定亲自到扬州去找李庭芝说个明白，等到扬州城下，发现扬州城守备森严，他们根本就进不去，也不敢硬闯。这时，追随文天祥的随从杜浒等人劝他另投别的宋城，无奈，文天祥只好再逃向宋军控制的通州（今江苏省南通市）。在逃亡的路上，原来跟他从镇江一起逃出来的十一个人中，有四个人不愿意再跟他过这种被宋元两方追杀的日子，各携一百五十两银子半路逃跑了。剩下他们八个人在行经一个叫板桥的地方时，受到二十多名蒙古散兵游勇的追杀，一名随从又被俘，另有两人受伤，等他们逃到通州时，只剩下七个人了。通州守将杨思复也接到了李庭芝追杀文天祥的命令，所以，一开始他将文天祥拒之城外，但后来，听说元营也正派出人马在追捕文天祥，才发现李庭芝上当了，所以将文天祥等人接入通州。这已是三月二十四日的事了。
在通州呆了不到一个月，传来益、卫二王在张世杰、陈宜中等人的拥戴下，于浙江永嘉（通州治所）建立了元帅府的消息，文天祥喜不自胜，决定南下投奔元帅府。由于当时陆路已被元军封锁，他们只能走海路，颠簸了半个多月，抵达温州。这一年（1276年）五月初一，陈宜中、张世杰拥立益王赵昰即帝位于福州（今福建省福州市），改元景炎，其生母杨淑妃为太后，陈宜中为左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兵马，李庭芝为右丞相，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端明殿学士、签枢密院事。
五月二十六日，文天祥也到了福州。
文天祥到了福州，找到了“中央”，原本以为可以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不想到了“中央”后才发现，局势远远要比他想的严峻得多。发现这个朝廷要兵无兵、要钱无钱。从各地的情况看，更不乐观，大批宋朝的地方官员主动投降元军，剩下的仍忠于宋朝的州县被分散隔离，形不成统一的战斗力量。
文天祥刚来朝廷时，被委以右丞相、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的官职，这是谢太后曾经委任给他的官职，从名义上看，应是朝廷第一重臣。但很快他发现，这个本来是“都督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官职其实只是一个空名，因为天下已无兵马可督，唯一一支稍微像样的军队只听张世杰的话，他也督不了。
另外，他与陈宜中这种偏狭之人也相处不好，所以，便自请到前线，试图直接掌握一支抗元部队、有所作为。他先是到了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市），后来又到汀州（今福建长汀县），以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的官衔招兵买马，组织反攻。
从1276年七月初在南剑州建立同督府，一直到1278年十二月二十日于广东海丰县五坡岭被俘。大约一年半的时间，文天祥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他始终连一支像张世杰那样忠诚能战的队伍都没有建立起来，更不要说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了。唯一可以说的成就是1277年上半年，因元朝诸王内讧和北方的朝鲜造反，调集南方主力北上，文天祥趁机号召支持者们收复了江西赣州、吉州一些州县，到了8月份，元廷处理好内部事务，派李恒为江西招讨使，带领主力元军南下，很快又夺回了已经附宋的州县，文天祥一路败退。
1278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广东海丰县的五坡岭，他带着同督军府的直属部队正吃饭时，遇到元军骑兵的突袭，文天祥被俘。被俘后，他吞下了二两脑子（中药名，即冰片）试图自尽，不想没死，只是狂泻了一阵肚子。他的一名属下刘子俊被俘后谎称是文天祥，不想两人被元兵押解时遇于路上，两人为了救对方，争说自己是文天祥，元兵将他们押解到大营后，找到认识他们的降兵辨识清楚身份，刘子俊被识破，元兵逼他投降，他大骂不降，被热油烹死。
广东海丰方饭亭
文天祥被俘之后，元军统帅张弘范决定挟持着他一起继续南下，最后消灭盘踞在广东新会崖山海边的张世杰部和南宋流亡小朝廷。1279年二月初，元军船队完成了对宋军崖山驻地的包围，二月初六，元军乘涨潮之际，分别从海外和内陆两侧山地向盘踞在崖门湾内的张世杰部发起了总攻，不到一天时间，张世杰部全军覆灭，陆秀夫抱着年仅8岁的宋末帝赵昺跳海自尽。文天祥目睹了战役的过程，眼看着自己的战友被歼灭，这是何等的痛苦！文天祥以诗歌的形式记下了他当时的感受和战斗的经过，他的记录，成为后人研究这场战役的重要史料。
在对张世杰部发起总攻之前，张弘范曾派他的副手、也是文天祥在江西战场上的老对手李恒去见文天祥，希望文天祥能作为说客去劝说张世杰投降，文天祥拒绝了这一要求，并出示了自己在途中写的那首后来流芳千古的诗 《过零丁洋》，请李恒转交给张弘范，诗云：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张弘范见诗后说：“好人好诗”，遂不再强迫。无奈，将文天祥的表现上奏给远在北京的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揽奏之后叹道：谁家没几个忠臣呢！下诏让张弘范把文天祥押解到北京，企图劝降他。
四月二十日，张弘范派部将石嵩押送文天祥去大都，快进江西时，石嵩担心江西的抗元人士劫走文天祥，便把文天祥的手脚捆起来，锁在船舱之中。为抗议这种虐待，文天祥开始绝食，他本想绝食到死，但绝了七天之后，也没死，而且元兵准备捏着鼻子给他灌食，他看死不了，又主动恢复了进食。
1279年十月初一，文天祥到了大都，从此开始了他最为艰苦、也最为辉煌的人生历程。
北京文天祥祠堂
到达北京之后，元朝开始了对文天祥的诱降工作。一开始，他们对文天祥很优待，待若上宾，让他住在高档馆舍之中。先是派南宋投降过来的前丞相留梦炎来劝降，留梦炎也曾经中过状元，元人以为他会与文天祥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没想到，留梦炎被文天祥骂了回去。
接着，元朝又派已经投降了的宋恭帝来劝文天祥，想着这是你所忠于的国君，现在他让你来投降，你应该听话了吧。文天祥见到恭帝后，立即行君臣之礼，北向跪拜，但是嚎啕痛哭，绝不投降，只是请“圣驾且回”。恭帝虽是个只有十岁的孩子，但也懂得基本的人情道理，而对这种忠肝铁胆的忠臣，他也说不出劝降的话来，回去了。
最后，元朝的宰相（中书平章政事）阿合马亲自来劝降。阿合马是当时第一权臣，他来见文天祥，以为仅凭自己的身份就能震慑住文天祥，没想到文天祥见了他长揖不跪，阿合马问：“你知道我是宰相，为何不跪拜？”文天祥答：“我是南朝宰相，你是北朝宰相，平级相见，何用跪拜？”阿合马讽刺说：“你是南朝宰相，怎么被抓到这儿来了？”文天祥回答说：“那是南朝用我用晚了，若是早用我，谁被抓不一定呢！”阿合马说：“你现在命都捏在我的手上，还说这些话干什么？”文天祥答道：“是啊，命既然已经捏在你手上，马上把我杀了不就得了，说什么捏不捏在你手上之类的淡话干什么？”阿合马无功而返。
元朝统治者觉得可能是文天祥过得太舒服了，所以嘴硬。此后，便把文天祥转入兵马司的监狱，关入一间标准的小牢房中，还给文天祥带上了枷锁等刑具，折磨了他一个月后，又由副宰相孛罗和张弘范一起主持对文天祥的审问。说是审问，其实还是一种劝降，他们希望经过真正的监狱折磨后文天祥能够屈服。一开始，他们便想让文天祥行跪拜礼，文天祥立而不跪，旁边的差役强行按着文天祥下跪，文天祥挣扎着坐在地上，就是不跪，而且反言相讥，你们这是施刑，不是行礼了。孛罗等人只好作罢，他问文天祥：“事已至此，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文天祥说：“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天祥忠于宋氏社稷，今既被执在此，请您早执行死刑。”孛罗又问：“您就不想说点儿别的？”文天祥说：“我身为大宋宰相，国家灭亡了，依我的职责应当死；我是你们的敌人，今被你们抓住，按照你们的法律，也应当死！还有什么可说的。”孛罗想打破这种简单的对抗局面，便顺着文天祥的第一句话问下去：“你说代有兴亡，请说一说有几代？是怎么兴亡的？”文天祥回答：“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我今天不是来应博学宏词科考试的，就不必多讲了，你们还是该杀就杀吧，别耽误工夫了。”此后，孛罗和张弘范等又努力想说服文天祥投降，都被文天祥顶了回去。孛罗最后说：“我知道你只求速死，我偏不杀你，就关着你。”文天祥回答：“死都不在乎，关就关吧。”
元朝统治者是真想逼文天祥投降，以为通过长期的关押，能使文天祥屈服。从1279年十月开始，直到1283年一月九日被杀，文天祥一直被关押在兵马司的监狱里，过着真正的囚徒生活，环境非常之恶劣，他身上长满了虱子，衣衫褴褛。只有四十六岁的他，多次生病，瘦得皮包骨头，已显老态龙钟，左眼已经看不清东西，接近失明。但他一直很平静地对待一切，从容地写诗、读书，把自己的主要经历写了下来。他说，我想死，也求早死，剐、斩、锯、烹、淹，怎么弄死都行，但就是不自杀。最艰难的一次是1281年五月中旬，北京下了一场暴雨，整个牢房被淹，床都漂了起来，老鼠被水淹得像鱼一样在水里乱跳，茅坑里的粪土被冲进牢房有两尺多厚，就在这样肮脏腐臭的环境里，他写下了另一首流芳千古的长诗《正气歌》。此后连续一个半月未见阳光，天气还闷热。
这期间，元朝统治者还是没有停止对文天祥的劝降工作，曾派他的女儿和弟弟给他写信劝降，都被他拒绝了。
公元1282年冬天，河北正定有个叫薛保住的人，聚众起事，自称是“真宋幼主”，要来劫狱救出文丞相。已经失去耐心的元朝参知政事买述丁力主杀掉文天祥，元世祖忽必烈接见了文天祥，亲自劝降文天祥。这位马上皇帝的劝降方式直截了当：“你如同事宋一样事我，我不是让你当宰相就是当枢密使。”文天祥首先谴责了忽必烈灭宋的非正义性，说“宋无不道之君，无可吊之民。不幸母老子弱，权臣误国，用舍失宜。你们利用我们的叛将叛臣，入我国都，毁我宗社，这是无道之举。如今宋亡，天祥只当速死。”对于忽必烈的封官许愿，文天祥表示自己只是宋朝的宰相，宋亡，只有死。
忽必烈沉吟半晌，叫人将文天祥押回牢房。按忽必烈的想法，还想留文天祥一段时间，继续劝降，但宰相和参知政事都说，已经对文天祥仁至义尽，他铁石心肠，不会投降，如果再拖延下去，他的影响越来越大，反而会激出事端。忽必烈同意他们的意见，决定杀掉文天祥。公元1283年1月9日（农历是上一年十二月初九），文天祥被斩首于北京柴市口。临行前，他向故国的南方下拜，并如释重负地对刑卒说：“我该做的事做完了！”他死后，人们在他的衣带中发现了这样几句话：“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为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后人称此为文天祥的“衣带赞”。
北京文天祥祠堂后院的枣树
后记：
文天祥是宋朝人，他对于宋朝这个朝代的实际作用并不大，没有起到起死回生的作用；但他对中国这个国家的作用极大，他不仅代表着这个国家的过去，也深刻地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未来。
我们得承认，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至少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人，一种是杰出的英雄人物。普通人就是那些以个人生命、财产和幸福为最高价值的人，他们的天性就是贪生怕死、渴望享乐，在实际的幸福生活和抽象的理念之间，只会选择实际的幸福生活，这种人在国家灭亡的时刻一定会当叛徒，如吕文焕、留梦炎，甚至文天祥的亲弟弟文壁也是这一类人。文天祥第一次被拘元营时曾经见到过吕文焕，文天祥指责他不该投降，吕文焕辩解说，他是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才不得已投降的，文天祥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都是借口，真实的原因就是贪生怕死，吝惜个人生命和老婆孩子的幸福生活。文天祥说得没错，吕文焕确实是出于这种动机投降的。后来文天祥历尽风险逃出元营后，在真州又被自己人误解，反被追杀，其处境比吕文焕还要艰难痛苦得多，可他为什么不投降？这说明两种人在生命本质上就不一样。
文天祥是那种不同于普通人的优秀人物，这种人的最高价值原则不是个人的生命、财产和幸福，甚至也不是别人的生命、财产与幸福，而仅仅只是某种抽象的理念，哪怕这个理念的外在显现物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他们从生命本质上就确定了自己是为某种理念而生，亦应为此种理念而死的人。所以，才能坚持自己的原则，绝对不投降，而且，他们也认为别人也应和他们一样坚持这种原则。陆秀夫是仗剑先逼着自己的妻子跳海自尽后，才抱着小皇帝跳海的，跳海前他对小皇帝说：“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从单纯的个人生命价值角度看，这个只有8岁的孩子不该死，他只是个无辜者，但从国家的绝对理念而言，他作为国家的代表和象征就应该死！在这时，理念不仅与生命是矛盾的，而且是压倒生命的最高原则。
从个体生命的角度看，文天祥首先是个普通人，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和弱点他无不具有，他懂得享乐，过过声伎陈设于前的奢华日子；他理解普通人的想法，知道按照普通人的正常逻辑，自己的这种做法是愚蠢之极。他也不能完全突破个人亲情的约束，对别人和自己的亲人有所区别，比如对一切投降元朝官府同僚如吕文焕、留梦炎者流，他都严词怒斥，毫不留情，但对同样是投降者的自己的亲弟弟文壁，他是“网开一面”的，虽然他也写诗感叹“弟兄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可怜骨由相聚散，人间不满五十年。三人生死各有意，悠悠白日横苍烟”。但是，就没有像对吕文焕那样的严词遣责，他不仅没有强求弟弟和自己一样殉节，反而替他开脱。文天祥的长子在战乱中病死之后，就把文壁的儿子文升过继给他做继子，文天祥害怕文升对生父不尊重，便写信劝导他，说：“吾已备位将相，义不得不殉国；汝生父与汝叔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其志矣。”意思是自己身为宰相，不得不为国家死，而文升的生父文壁为了延续文家的香烟后代，委曲求全投降元朝，算是尽孝，希望文升能一如既往地尊重其生父。而且，他也有过脆弱的时刻，他留下的《过零丁详》、《正气歌》、《衣带赞》等诗句，我猜想都是在他心里充满感伤、有些脆弱的时候写下的，他以这种方式激励自己坚强起来。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文人，虽然下命令杀过叛徒和敌人，但是，从来没有亲手杀过人，甚至连自己也杀不了。他自杀过两次，但都没死成，后来就不再自杀了。一个人若真想自杀并不难，跳崖、撞墙、上吊都可以，但他自杀不成，我理解最深层的原因就是源于对生命本身怀有强烈的眷恋，他下不了手杀害任何一个生命。
作为能考上状元的读书人，他有着正常人的智力水平，他清楚地知道宋朝维持不下去，一定会灭亡，用他自己的话说，大宋要亡是三岁的小孩子都能看明白的事，而且忽必烈也不是坏人，一定会将国家治理得比宋朝皇帝好，在忽必烈的统治下，天下百姓能过上太平日子，自己坚持抵抗是没有出路的。
按照任何常人的逻辑，他都应当放弃抵抗而投降的。他忠于大宋朝，可是大宋朝的国君宋恭帝和太皇太后都投降了，而且来劝他也投降，他完全可以借口“忠于国君、服从命令”而投降，但他不投降。要是说，他因又另立了新君、宋朝还有复兴的希望而坚持抵抗，那么在他被俘之后，新立的两个皇帝也全死了，这个国家算是彻底灭亡了，换句话说，他已无国可忠、无君可忠了，那么该投降了吧？他仍不投降。他自诩要为黎民苍生着想，那么现在，元朝人一统天下，黎民百姓已经过上了太平日子，应该投降了吧？他还是不投降。
有人将文天祥坚守下去的原因归结为他对历史的敬畏，他不是写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吗？但事实上，他对历史的虚无性也有充分的认识，所以当张弘范告诉他：你死了，没人将你写在历史上时，他并没有反驳，只是回答说：“写不写没有关系，我是凭自己的内心原则在做事。”他明白，所谓“照汗青”云云，只是说给别人听的，自己死后什么都不知道了。
还有人将文天祥坚守下去的原因归结为孔孟先贤所代表的圣人之道，文天祥不是说过：“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的话吗？可事实上，那也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不是他行为的内在原因。《宋史•文天祥传》的作者都知道，有宋三百年，开科取士中状元的人也近三百位，读的都是圣贤书，可为什么只有文天祥能做到这一步呢？这位作者得出的结论：科举考试和圣贤书是培养不出来伟人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使文天祥这位思维正常、多愁善感到甚至有些脆弱的文人，做出这么刚烈绝决、常人无法承受的选择呢？没有别的原因，只能说是他的生命天性使然。
我们经过剥丝抽茧般的分析，发现朝廷、皇帝、宗庙及至历史、人民等等都是外在的因素，都不能构成文天祥的行为的内在动力。在最后的时刻，人所面对的只能是赤裸裸的自我，人所能忠诚的也只能是自我！
是的，文天祥所忠诚的对象不是具体的王朝、不是未来的史书、也不是天下的苍生百姓，他只是忠诚于自己，而他自己是什么？就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绝对理念”，关于国家的“绝对理念”。用文天祥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国亡，宰相职当死！”这确实是个永恒的原则，只要一个国家存在，就应发挥作用。
对于自己的行为动机，文天祥是有深刻的自觉的，在《正气歌》中，他就已经说明白，自己只是天地正气的一个化身，是一系列为了抽象的国家原则而献身的人物中的一员。
中国这个国家，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延绵至今的国家，确实是因为有这么一种先验的国家理念的存在，历朝历代都有文天祥这样的人物，而且不是一个，是一批，与文天祥同时代的张世杰、李庭芝、陆秀夫等一系战死不屈的英雄，还有为掩护文天祥，替他而死的赵时赏、刘子俊，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所忠诚的，不是某位具体的皇帝、某个具体的王朝，而是一种抽象的国家观念，这种观念要求这个国家的君臣以生命捍卫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实体的存在，如果这种政治实体消失了，这些君臣的生命也就应该消失：国亡，人必须死！反之，人在，国就不能亡，这是一种横亘千古的力量，是中国千百年来经过多少次改朝换代、多少次异族夷陵，而始终没有灭亡的根本原因。
好了，简单地总结一下我们对于文天祥意义的理解：他是构成中国这个国家的“绝对理念”的化身，他是“中国”这个“绝对理念”的绝对显现。
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忽必烈和张弘范等也是这种绝对理念的化身，他们之所以不想杀文天祥，花费那么多功夫和时间劝降文天祥，并不是出于通过招降文天祥来招降安抚宋朝其它臣民的功利目的，而是因为他们深刻地意识到，文天祥所代表的这种忠诚观念是任何一个国家得以存在的前提，他们通过对文天祥的优容来表达对这种观念的尊重。对于文天祥，一代雄主忽必烈始终有种惺惺相惜的敬意，在他与文天祥的会面过程中，只是简单地表达了希望让文天祥也做自己丞相的愿望，并没有多余的劝降废话，也许，他深知，他们都是一样的人，彼此很相知，都在忠诚于相同的“人在国在、国亡人死”的国家理念，他对文天祥的封官许愿，表达的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叹息：天哪，这么完美的人物怎么竟然不是我国的宰相！在杀文天祥这件事上，忽必烈表现得有些婆婆妈妈，据说，他签署完杀害文天祥的命令后又后悔了，派人送去暂缓行刑的诏令，可是晚了，等诏令送到刑场时，文天祥已人头落地。这个戏剧性段子的真伪姑且不论，但忽必烈对死后的文天祥的宽容是真实的。
文天祥死后，先由其妻子欧阳氏收尸，草葬于京城小南门外，半年多后，一直在京城陪着文天祥的江西义士张弘毅将尸骨取出，火化后，携带回文天祥的老家吉州安葬，文家人以文壁为首举行了祭奠仪式，在当时，就给文天祥修建祠堂，而且还留出专门的祭田，其收入供文家后人祭奠文天祥用。文天祥的诗文集以及别人写的传记，在当时可以公开流传。《宋史》为元人所修，以杂芜著称，但其中的《文天祥传》却写得极好，堪称良史。对于这位至死也不投降的敌人，忽必烈及其元朝将相给予了充分的尊重，那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原则——关于国家的“绝对理念”。
本文选自休闲读品杂志社-2011年第二辑：绝对理念的绝对显现——文天祥
休闲读品杂志社：xiuxiandupinTX
读书 思考 旅游 记录 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