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在中国历史上将诗和酒融合在一起的第一位诗人，就是晋代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中写到：“衔觞赋诗，以乐其志。”酒是他倾泻悲凉或欢乐的生命之歌。中国古代文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文人们把治国安邦当做自己的理想，对国家和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但残酷的社会现实往往与个人愿望相悖，他们更多的是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经历人生的坎坷，饱尝人间的辛酸，最后只能借酒消愁，短暂忘忧。陶渊明有两个自我：一个我，内心向往着心系田园怡然自得的生活：“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个“愿”就是他向往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另一个我，是他无法逃避的儒生家国责任，每一位儒生从继学的那一天起就要背负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和担当。
陶渊明的诗文散发着浓烈的酒气。以陶渊明传世组诗《饮酒》为例“忽与一觞酒，日夕欢自持”，陶渊明的清贫让他常常没有钱去买酒，突如其来的一壶酒让他的生活充满了意外之喜，爱不释手；“一觞虽独尽，杯尽壶自倾”，酒喝没了，自顾自的倒上；“寄言酣中客，日没烛当秉”，问那些喜欢喝酒的人，是不是像我一样，从早喝到晚，映着摇曳的烛光，我还舍不得放下我的酒杯；“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我深深迷恋酒的味道，那里掺杂着是我“不足为外人道也”痛苦然而极乐的一生；“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我是不喜欢小杯泯酒的，如果不是痛饮，我都觉得对不起我头上的儒巾。多么坦荡的人生，不贪杯的人，或许永远也无法真正进入陶渊明几近酗酒的生活。
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写到“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朋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陶渊明的醉不同于刘伶和阮籍的大醉，他是微醉，醉了就马上起身离开。陶渊明起身就走的决绝，是文人骨子里的自律，是自我控制和自我约束。
陶渊明四十四岁那年，在《责子》诗中写他的五个儿子：大儿子 16岁了，他的懒惰没有人比得上，老二不爱读书，老三和老四13岁还不认识六和七，最小的儿子9岁就知道傻玩和吃。陶渊明自己看透世事，却希望自己的儿子有所作为。“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他慨叹：如果上天就是给我这样的命运，我还是喝我自己的酒吧。他也曾写过《止酒》谈起戒酒，但是他戒不了酒，没有酒，他就会迷失方向。在预感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前，他为自己写了5首《拟挽歌辞》“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多年以后，谁还记得你曾经有过的荣耀和屈辱？如果你问我活着的时候还有遗恨的事吗？那就是酒没喝够。
历代文人积淀下来的“返朴归真，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尤其是陶渊明诗酒结合的生存方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人的文化心理。陶渊明之后，诗酒结缘的文化心态便在中国文人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