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电视剧《大秦帝国》第三部正在火热播出。不过小编只看了前两集就没有看。实在是演员的演技太差，看的人尴尬症都犯了。
《大秦帝国》第一部还是很好看，侯勇饰演的秦孝公，王志飞饰演的商鞅。两人都演绎出了各自的特点。
左侯勇饰演的秦孝公，右王志飞饰演的商鞅
侯勇饰演的秦孝公看似是一位贤君，励精图治，招贤纳士，重用商鞅，开展变法，扭转了秦国羸弱的局面，但也是一位心机重重的君主，商鞅的死其实是孝公所为。
而王志飞饰演的商鞅。则是一位心怀大志，但又心狠手辣的"酷臣"。作为秦帝国的“总工程师”，他把秦国变成了一部战争机器。那么历史上的商君到底是怎样的？
1 公叔座荐鞅
商鞅（公元前381—公元前338），卫国人，姬姓公孙氏，名鞅，又因他是卫国国君姬妾生的公子，所以又叫卫鞅。后来因为他在秦国推行变法有功，被秦孝公封于商地，封号“商君”，所以后人多称其为商鞅。
商鞅少好刑名之学，师从鲁国人尸佼，尸佼的学说，融合了儒、墨、道、法等各家的思想，对开拓商鞅的眼界有着重要作用。商鞅很早就离开卫国游宦至魏国，在魏国丞相公叔座门下做中庶子。这段时间里，李悝在魏国变法取得成功，魏国一跃成为诸侯之中的强国，商鞅深受影响，系统学习了李悝、吴起的思想，出入皆带《法经》。
公叔座有知人之明，他赏识商鞅，病重时向魏惠王举荐了商鞅，说：“我的中庶子公孙鞅，虽然年轻，却有奇才，希望大王能把国政全部交给他，由他去治理。”魏惠王听后只是“嘿然”不作声。当魏惠王将要离开时，公叔座屏退左右随侍人员，对魏惠王说：“大王假如不任用公孙鞅，就一定要杀掉他，不要让他走出国境。”魏王答应了。魏惠王走后，公叔座召来商鞅，道歉说：“刚才大王询问能够出任国相的人，我推荐了你。看大王的神情不会同意我的建议。我当先忠于君后考虑臣的立场，劝大王假如不任用你，就应该杀掉。大王答应了我的请求。你赶快离开吧，否则马上就要被擒。”商鞅说：“大王既然不能听您的话任用我，又怎么能听您的话来杀我呢？”没有离开魏国。
后来果然如商鞅所料，魏惠王以为是公叔座病重糊涂了，没有听他的话，既没有重用商鞅，也没杀他。
2 去魏就秦
公元前362年，秦孝公即位，秦孝公有雄心，以恢复穆公时期的霸业为己任，所以即位后不久，在国内颁布了求贤令，广招人才，命国人大臣献富国强兵之策。
身在魏国的商鞅，没了公叔座当靠山，又没被魏惠王重用，早就绝了在魏国出人头地的心思，此时恰闻秦孝公在国内颁布了求贤令，便准备前往投靠秦孝公，干一番功成名就的大事业。
他到了秦国，不等秦孝公招募，就私下交结孝公身边的宠臣景监，向景监阐述了自己的变法之道，经由景监将自己推荐给秦孝公。商鞅不知秦孝公的心思，第一次见孝公，用古之圣王尧舜治理天下的帝道之法游说孝公，孝公听后直打瞌睡，并指责商鞅是个狂妄之徒，不可任用。过了几天，商鞅通过景监再次见到了孝公，这次他用商汤、周武以仁义治天下的王道之术游说孝公，孝公没有接受并再次通过景监责备了商鞅。“帝道”“王道”的失败，让商鞅明白了秦孝公的意图，第三次见孝公时，用春秋五霸以武力、权术、刑罚称霸的霸道之术游说孝公，畅谈富国强兵之策，孝公听得十分入迷，膝盖不知不觉向商鞅挪动，二人畅谈数日毫无倦意。
景监不解其由，向商鞅询问缘故，商鞅解释说：帝道和王道的实现，需要很长的时间，秦孝公等不及；只有讲可以速效的“强国之术”，才符合秦孝公的心意。但接着，商鞅又慨叹道：“秦国从此不会有殷、周那样的成就了。”
商鞅三次游说秦孝公，用了三种不同的方式，有儒家的“帝道”“王道”之法，有“法家”的霸道之法，很明显是在试探秦孝公的态度，假若秦孝公接受了“帝道”“王道”的方法，说不准商鞅就成儒家了。可见，商鞅去秦的动机，并非是为了实现什么“法家理想”，也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者，只是为了名和利。这和他当初离开卫国去往魏国的动机相同。
3 新旧之辩
秦至穆公以来，形成的是世卿世禄制和贵族分封的政治格局。穆公时，曾重用外来客卿以取代本国的世袭贵族，因为他怕贵族势大，国君会受到牵扯，而外来客卿，在本土没有那么多的势力纠葛，哪怕权力再大，也仅限于他一人，不可能像本土贵族那样建立自己的势力，威胁到国君。秦穆公用这套制度称霸诸侯，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但到了孝公时期，原本的客卿经过几百年的时间已经演变为秦国的本土贵族，势力极大，如孝公时的孟、西、白三家，他们占用了极大的资源，却不思进取，而秦国想要图强，只能是打破他们的资源垄断，重新分配资源，这样才能奖励新人，鼓动新人，秦孝公是这样想的，商鞅也是。
所以商鞅变法针对的就是老秦法，在这种思想的支持下，商鞅提出了与之相适应的“强国之术”。
变法之初，秦孝公担心天下人议论自己，商鞅遂以“疑行无名，疑事无功”“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为由劝谏孝公，强调为政必须独断专行，拒绝任何协商，不容任何异议存在，应以铁血手腕，压平一切障碍。并与旧贵族的代表甘龙、杜挚进行了一场辩论。
甘龙、杜挚认为“圣人不易民而交，知者不变法而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不应该实行新法，而应遵循旧法。但商鞅不同意甘、杜两人的说法，他认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应因时因地制定相应的礼、法。商鞅之言，坚定了秦孝公变法的决心。
4 商鞅变法
公元前359年，商鞅在秦国颁布《垦草令》，揭开了变法的序幕。
《垦草令》主要有三方面的用意：一是重农抑商，强迫百姓都去耕作，限制商业发展；二是重塑社会价值观，控制百姓的居、行、言论、意志，使他们心无旁骛只知耕种；三是打击在朝的贵族，限制他们的特权利益。
《垦草令》一出，所有秦人为之苦矣，但成效也是显著的，所有百姓都被强迫去耕种，秦国农村一片富庶，国力迅速得到提升。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在秦国国内实行第一次变法：
（一）令民为什伍，增加连坐法法律，轻罪用重刑；
（二）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
（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限制商人发展；
（四）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
（五）强制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扩大国家的赋税和兵徭役来源。
第一次变法，商鞅围绕的是农耕和军战，目的是为了增加粮食储量，增加军队数量，为日后的对外战争作准备。
在政令草具之初，为了使全国上下清楚政令赏罚必信、势在必行，商鞅命人在都城栎阳市场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说百姓中能把木头搬到北门的人赏给十金。百姓觉得这事儿奇怪，没人敢动。商鞅后又宣布：“能把木头搬到北门的人赏五十金”。有一个人尝试把它搬走了，商鞅当下就给了他五十金。以“立木为信”之法，商鞅向全国表明法令的信誉，“赏必重赏，罚必重罚”。
新法推行一年后，“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恰在此时，太子犯了法，商鞅为了平息民怨，宣布“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准备惩罚太子，向天下人表明法令的信誉性。但商鞅又说：“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于是“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以儆效尤。此举立竿见影，太子事件后，“秦人皆趋令”，变法得以在秦国顺利实施。但仍旧可看出商鞅“法”的特殊性，在面对太子这个未来君主时，并未坚持“同罪”的原则，惩罚太子的师傅只是一种压制民愤的手段。
公元前350年，商鞅在秦国进行了第二次变法：
（一）废除旧的贵族土地所有制，将贵族的土地收没后重新分配，实行土地私有制，允许自由买卖；
（二）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郡县的行政长官由国君任命，将地方权力集中到国君手里；
（三）迁都咸阳，修建宫殿；
（四）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
（五）编订户口，五家为伍，十家为什，规定居民要登记各人户籍，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
（六）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
相较于第一次变法围绕着农耕、军战两大主题，第二次变法更深刻，废分封，行郡县，这些针对的是老秦法的贵族分封制，通过这些措施将旧贵族的资源收归国有，重新分配资源，这也从根本上奠定了秦国日后统一的基础，为后世两千多年的统一封建王朝奠定了制度基础。
为推行变法，商鞅采取了恐怖主义手段，曾在渭水边论法，杀死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但通过商鞅变法，秦国这个原本偏居西隅，弱小不堪的国家，骤然赶到了时代的前端。
5 对外扩张
商法行之十年后，秦国大治，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自足，百姓也都勇于为君王战斗而害怕私斗，秦国迅速强盛起来。看到时机成熟，秦孝公和商鞅进行了一系列的对外扩张活动。
公元前354年，赵国进攻魏国的盟国卫国，魏国出兵干涉，派兵包围赵国的首都邯郸，秦孝公以商鞅为主将，趁机派兵偷袭魏国，大败魏军，收复了先前被魏国侵占的河西部分土地。公元前353年，赵成侯向齐国求援，齐国出兵救赵，在桂陵之战中大败魏国，商鞅借机劝谏秦孝公继续攻打魏国，占领黄河、崤山之险，这是统一天下的帝王伟业的开端。秦孝公同意了商鞅的提议，公元前352年，孝公任命商鞅为大良造，出兵占领了魏国旧都安邑，后又占领了固阳。
公元前341年，秦国主动联系齐、赵两国攻打魏国，魏国派公子卬领兵迎击。两军相拒对峙，商鞅派人给魏将公子卬送了一封信：“我当初与公子相处得很快乐，如今你我成了敌对两国的将领，不忍心相互攻击，可以与公子当面相见，订立盟约，痛痛快快地喝几杯然后各自撤兵，让秦魏两国相安无事。”魏公子卬信以为真，就前去赴约，会盟结束后，商鞅突然袭击并俘虏了魏公子卬，并趁机攻打魏国的军队，魏军惨败，商鞅押着公子卬班师回国。多次兵败的魏国，只能割河西之地献于秦国。
商鞅打败魏军回来以后，秦孝公把於、商十五个邑封给了他，号为商君。商鞅以道德透支军功，进一步显示出他为名为利不择手段的性格，这也为他后来的不幸埋下了祸根。
6 赵良劝鞅
商鞅在推行的变法中，废分封，行郡县，但他自己却接受了秦孝公的分封，坐拥十五城的封土，“南面而称寡人”。显而易见，商鞅为秦国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推行什么法家理想，而是为了“商君”的名和“十五城”的利。这可能是商鞅当初和秦孝公的约定，显然，秦孝公也兑现了。
当然，秦孝公有他自己的打算。秦历来喜欢任用外人，春秋时期秦穆公重用外来客卿称霸诸侯，因为外来客卿容易控制，也好下手，显然秦孝公也是这个打算，所以一直重用“外人”商鞅，靠商鞅变法强国，靠商鞅对外扩张，功成后，给他名，给他利，放手施为。其实，商鞅一直在秦孝公的控制之内，等到时机成熟后，就通过商鞅这个“外人”来转移国内诸人的仇恨，为新君立威，这就是秦孝公给商鞅安排的命运。
此时商鞅尚不自知，坐拥十五城“南面称寡人”，十分威风。这时，有一位叫赵良的人来见商鞅，商鞅见到赵良，很高兴，想与赵良结交，赵良以自己无才无德，不敢贪功贪名拒绝了。商鞅听出了赵良话语中的不满，问：“你不高兴我对秦国的治理吗？”赵良说：“能够听从别人的意见叫做聪，能够自我省察叫做明，能够自我克制叫做强。虞舜曾说过：‘自我谦虚的人被人尊重。’您不如遵循虞舜的主张去做，无须问我了。”商鞅逐一罗列自己的功劳，主要有定人伦、别父居，使秦风俗易于夷狄，国力强盛等，并问赵良，他与五羖大夫百里奚相比谁更有才干？
赵良先是称赞百里奚之贤，说百里奚是穆公闻听贤而招揽的，“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於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库，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然后开始列举商鞅的过失，他说：“您之所以能见到秦王，是因为秦王的宠臣景监的引荐，不是因为您的名声；您出任秦相不为百姓谋利，而大造宫阙，这不是功劳；您对太子的老师施刑，用严刑残害百姓，这是积累怨恨、积聚祸患；您不能以身作则，自己随意违背威权，改变法制，这不是对百姓施行教化；您南面自称君王，天天用新法来处罚秦国的贵族公子，不得人心。您出门，只能靠全副武装、身强力壮的勇士保护，如果没有这些保护，您一定不敢出门。”细数完商鞅的过失后，赵良开始劝说商鞅：“您如果还想活的话，就应该把封地还给秦国，退隐田园，劝秦王重用隐居山林的贤能之士，敬养老人，抚育孤儿，使父兄互为敬重，按功劳大小赏赐官爵，尊重德行高超的人，这样才可以稍保平安。您若还要贪图商於之地的富贵，热衷于独掌秦国大权，积聚百姓的怨恨，一旦秦王舍弃宾客不能当朝，秦国要收拾您的人难道还少吗?您丧身的日子就像您抬起脚那么快就到来了。”
这位赵良是什么来历，史书上没有说，笔者揣测，这也许是秦孝公派来劝说商鞅见好就收的人。
商鞅没有听从赵良的劝告，他觉得这些是自己理所当然获得的东西，没必要吐出去，继续他“面南而称君王”的生活。
7 惨遭车裂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驷即位，即秦惠王（秦惠文王）。曾任秦惠王右傅，被商鞅割去鼻子的公子虔等一班人告发商鞅“欲反”，秦惠王遂下令逮捕商鞅。
商鞅害怕，逃到边境关口，想住旅店。旅店的主人不知道他是商鞅，拒绝说：“商君有令，住店的人没有证件店主要连带判罪。”商鞅长长地叹息说：“唉！制定新法的遗害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商鞅离开秦国潜逃到魏国。魏国人怨恨他欺骗公子卬而打败魏军之事，拒绝收留他。商鞅本打算去别的国家，但魏国人说：“商君，是秦国的逃犯，秦国强大，逃犯跑到魏国来，不送还，不行。”于是把商鞅送回秦国。商鞅回到秦国后，潜逃到商邑，发动邑中的士兵攻打郑县，秦惠王出兵攻打商鞅，把他杀死在郑国黾池。随后，其尸首被带回咸阳，当众车裂，他的全族也被下令诛灭。
商鞅被杀，有其必然性。一是商鞅咎由自取，舍不得名利，不听赵良劝说，自然招致了灾祸；二是新即位的秦惠王想要立威，商鞅当时权倾天下，秦惠王想要控制局面，只能杀了他，当然，其中或有一些私人恩怨；三是秦孝公生前的安排，为了转移国内人对新法的仇恨，替被商鞅整过的人泄愤，安抚国内百姓的情绪；四是彻底贯彻商法，商鞅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而且按照秦国的逻辑，应该在国内先实现统一，统一的秦国境内不能再存在一个“商君”的独立封地，秦惠王是法家信徒，与商鞅没有理念上的分歧，两人间的斗争只是权力之争，这从商鞅死后秦惠王没有废除商君法就可以看出，这是商鞅被杀的最重要理由。
商鞅死后，秦国继续推行商法，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封建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