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人生万事百态，皆是如此，饮酒一样不能例外。一人独饮，讲的是自己的规矩，何时举杯，何时停杯，喝到什么程度，醉到什么程度，饮酒之人自己的内心都有一杆秤，都有一个度；与友人共饮，在何种场合背景下喝，喝到几杯该说什么样的话，哪些是真醉话，哪些是假醉话，那些披着醉话名头的真话能说到什么程度，在座之人都清楚，也都默然遵守，这是大家都心照不宣的规矩；在众人嘈杂的酒局上是最需要规矩的，而且更多的是那种外在的、客观的规矩。
从古至今，酒局上的规矩可谓是纷繁复杂。相较于现如今，古人更讲究这些规矩，甚至将其视作一种“政”，即做事的一种标准、政令。这种现象出现的基础依旧是在古代封建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儒家讲究以“礼”治天下。“礼”本身就是一套严密细致的尊卑高下等级规矩，这套规矩覆盖面极广，一直在宗教、政治、社交场合中占据重要位置的酒以及喝酒的场合：酒局自然也会被涉及。而且古时历朝历代，总有一些文人热衷于研究这一现象。
“觞政”，即酒桌上的规矩。明代文人袁宏道就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觞政》，来细致地阐述酒桌上应该遵守的各种规矩。他认为喜欢喝酒是人的天性，但很多酒徒喝醉后形态丑陋、言行粗鲁，实在是有违礼仪和理法。他编写的《觞政》是从古代典籍中把关于饮酒的礼法挑选出来，又加入自己的经验，表达了自己对理性饮酒、文明饮酒的理解和方法。
这位“饮酒理论家”（鉴于袁宏道的酒量也不怎么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余饮不能一蕉叶”，每次连一蕉叶的酒都喝不下，但却精于“觞政”，故而姑且暂给其此谑称）认为，酒桌上要遵守的规矩大致有十条：“一之吏，二之徒，三之容，四之宜，五之遇，六之候，七之战，八之祭，九之典刑，十之掌故，十一之刑书，十二之品第，十三之杯杓，十四之饮储，十五之饮饰，十六之欢具。”这一套理论从如何推举酒局上的主事人、以什么标准来选择酒徒，到酒局上应当保持何种状态、如何选择喝酒的环境场景，再到饮酒所用的各种器具、应该掌握的典故等等，纷繁复杂、极其细密。
但是酒客饮酒一事，归根到底就是在追求生理或者精神上的畅快，正如袁宏道自己说的，虽然他“今采古科之简正者，附以新条，名曰《觞政》”，但自己在喝酒的时候也时常是“酒宪不修，是亦令长者之责也”。虽无酒徒之实，但也颇具酒徒之风。
